比較制度分析
比較制度分析： 一個法律、倫理、文化和語言的綜合比較視角 （講義） 韋森 歡迎批評，歡迎挑戰(zhàn)，歡迎評論 任課教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韋森 （李維森）教授 第一講 導論：制度經濟學及比較制度 分析的基本概念及學科現狀 “‘一個詞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類似于‘象棋中的一個棋子是什么？’” ——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108） 1．1 到底什么是中文中的“制度”和英文中的“institutions”？ 在討論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有關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遇到這樣幾個問題：什么 是英文的（實際上是均質歐洲語，即“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①]中所共有的）“institution”？什么是中文的“制度”？是否均質歐洲語中的 “institution”和漢語中的“制度”是涵義等價的兩個概念？ 西方一位當代著名哲學家曼海姆（K. Mannheim，1960, p. 245）在其名著《意識形態(tài)和烏托邦》中曾經指出：“我們應當首先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 同一術語或同一概念，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不同境勢中的人來使用時，所表示的往往是 完全不同的東西。”曼海姆的這一見解，實在發(fā)人深思。在近些年來在國外和國內教學實 踐和研究制度經濟學及其相關領域里問題的經歷中，筆者深深地體感到，單從對“insti tution”概念的理解和實際使用中，西方一些當代思想家所指的往往是不同東西，而且各 人在理解和使用這個概念時涵義也差異甚大。這里且不說像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 斯（Anthony Giddens, 1984）曾把“institution”理解為一種活動和社會過程因而與經濟學家的理解大為不同外 ，[②] 就連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科斯（Ronald Coase）和諾思（Douglass North）各人在使用“institution”一詞時，所涵指的現實對象性也實際上也有差異。眾 所周知，哈耶克傾向于把他的研究對象視作為一種“order”（秩序），科斯則把“instit ution”視作為一種“建制結構”（有點接近英文的“structural arrangement”或“configuration”），而諾思則把“institution”視作為一種“約束規(guī)則” —— 用諾思本人的話來說，“institutions are rules of game”?？赡苷且驗檫@一原因，“institution”一詞在中國學術各界中被翻譯得很亂。 在中國經濟學界，大家一般不假思考地把它翻譯為“制度”，而中國英語學界（如姚小平 、顧曰國教授）和哲學界（特別是研究語言哲學的一些中國著名哲學家如陳嘉映教授等 ）一般把“institution”翻譯為“建制”。另外值得注意地是，在《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 的三度講演》（Saussure, 1993）中譯本中，我國語言學界的張紹杰教授則將所有的“social institutions”全部翻譯為“社會慣例”，而將所有的“convention”全部翻譯為“規(guī)約”。華 東師大哲學系的楊國榮（2002）教授則在他的《倫理與存在》中全部把“institution”翻譯 為“體制”?！癐nstitution”一詞在中文中出現了如此多的不同譯法這一現象本身值得我們 的深思。 如果說一些西方論者本身在使用“institution”一詞時，在他們心目中這個概念所涵指的 對象性就所見各異，因而在漢語學術各界對均質歐洲語中的這一概念的翻譯和理解也差 異甚大的話，那么，這里自然有這樣一個問題是：這部著作的作者肖特教授心目中的“i nstitution”到底是指什么？一個連帶地問題也自然是，把這部著作及其書名中的“soci al institutions”翻譯為“社會制度”，是否合適？ 由于到底什么是均質歐洲語中的“institution”，什么是漢語的“制度”，以及二者是否等 價這類問題極其復雜，在這里我們顯然不能詳盡地展開討論這些問題。我們還是看作者 肖特本人是如何理解并界定這部著作中的這一核心概念的。 可能是因為他自己已體感到把握和界定“institution”這個概念上的困難，作為一個思想 深邃和治學縝密的主流經濟學者，肖特不像諾思那樣簡單地靠直觀定義來把握這個概念 所涵指的現實對象性，而是繞了個彎子，用博弈論的語言從與另一個英文概念“convent ion”（慣例）的區(qū)別中來力圖界定“institution”這個概念。而對英文概念“convention ”（慣例），肖特采用了一位當代哲學家劉易斯（David Lewis，1969，p. 58）的定義： “定義1.1 A social convention: 在一人口群體 P 中，當其中的成員在一重復出現的境勢 S 下，作為當事人常規(guī)性（regularity）的 R 只有在下列條件下而成為人口 P 中的共同知識時，它才成為一種慣例：（1）每個人都遵同（conform）R；（2）每個人 都預計到他人會遵同 R；并且（3）因為 S 是一個協(xié)調問題，而一致遵同 R 又是 S 中的一種協(xié)調均衡，在他人遵同 R 的條件下每個人又樂意遵同它。” 很顯然，劉易斯對“social convention”（社會慣例）的這種界定和把握是十分到位和準確的。那么什么是一種“so cial institution”呢？模仿劉易斯的這一定義，肖特（Schotter, 1981, p. 11）是這樣定義“social institution”的： “定義1.2，A social institution: 在一人口群體 P 中，當其中的成員在一重復出現的境勢 Γ 下，作為當事人常規(guī)性的 R 只有在下列條件下而成為人口 P 中的共同知識時，它才成為一種institution：（1）每個人都遵同R；（2）每個人都預 計他人會遵同R；并且（3）因為 Γ 是一個協(xié)調問題，而一致遵同又是Γ 中的一種協(xié)調均衡，或者在他人遵同 R 的條件下每個人又樂意遵同它，或者（4）如果任何一個人偏離了R，人們知道其他人當 中的一些或全部將也會偏離，在反復出現的博弈Γ中采用偏離的策略的得益對于所有當事 人來說都要比與R相對應的得益低。”[③] 比較一下劉易斯對“convention”定義和肖特對“institution”的界說，經濟學的業(yè)內人士 馬上就會看出，肖特無非是對前者加了一個多人協(xié)調博弈尤其是重復囚犯困境博弈中的 “帕雷托條件”。只是加上這么一個簡單的條件，卻意義深遠。這實際上意味著“institu tion”（的存在）就意味著對市場博弈局中人的一種行動的“（潛）規(guī)則約束”（當然，正 如我們下面將要展開討論的那樣，這種理解也還有許多問題）。從對這一定義的注腳解 釋中，肖特對此做了說明。肖特（Schotter, 1981, pp. 165- 166）解釋說，他的這一定義與Blaine Roberts 和 Bob Holdren （1972，p. 120）兩位論者所提供的下面的定義是一致的： “一種institution被定義為適用于已建立起來的慣例（practices）或情形（situation ）以及為一個社會系統(tǒng)里的成員所一般接受的規(guī)則系統(tǒng)。人們相互交往的這些標識（gu idelines）抑或可以為法律、憲章、憲法等等所明確界定，抑或對某一特定的文化（比 如習俗、顯俗、一般為人們所接受的倫理原則等等）來說是隱含著的。關鍵在于，an institution 標示了能被預期到的個人或群體行動的結果。給定一種業(yè)已存在的institution，個人或 群體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他（們）的活動將引起如何反應。”[④] 很顯然，如果說在肖特本人對“institution”的定義中還不能明顯地解讀出它是指一種對 一個群體和社會中所業(yè)已形成并存在的習俗和慣例加以肯定并為其中的所有或絕大部分 成員所一般接受的規(guī)則系統(tǒng)的話，在Blaine Roberts 和 Bob Holdren的定義中，已非常清楚地表露出了他的這一理解。很顯然，這種肯定、界說、規(guī) 約并維系著作為一種社會事態(tài)、一種情形的習俗和慣例的規(guī)則系統(tǒng)，就恰恰對應古漢語 本來意義上的“制度”?；谶@一點，筆者認為，陸銘和陳釗兩位譯者把肖特的這部著作 及其書名中的“social institutions”翻譯為中文的“社會制度”，是合適的。換句話說，肖特心目中的“instit utions”，基本上對應漢語“制度”一詞所涵指的現實對象性。 然而，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肖特教授對均質歐洲語中的“institution”概念的這種博弈論 規(guī)范語言的理解和界定，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看來，主要問題有以下兩點： 第一，在理解什么是“institution”問題上，肖特教授想努力區(qū)分“convention”（慣例） 與“institution”，但實際上他并沒有真正將二者區(qū)分開。其原因是，在以中文“制度”相 等價涵義上理解并依此界定“institution”時，他并沒有認識到“institution”與“conve ntion”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前者是一種“formal rules” 即“正式規(guī)則”（常常是以書寫語言寫下的規(guī)則）；而后者則是一種“informal rules”即非正式規(guī)則（至少他在這部著作中沒明確地這樣做）。而“正式規(guī)則”和“非正式 規(guī)則”的區(qū)別，恰恰在于后者往往是當事人自覺遵從的規(guī)則且遇到違反這種規(guī)則而侵犯了 他人的權利和利益時，除了自我意識中的道德不安和受侵害方的報復外，并不存在第三 方（主要是權威者如法院、政府、和其它高位的權力體或個人）對這種“規(guī)則”的強制推 行（enforcement），而作為“正式約束規(guī)則”的“制度”（institution）恰恰隱含或預設 了這第三方的存在。換句話說，沒有第三方強制推行、支持和實施，某些“institution s”永遠不會是“制度”，而只是一種“convention”，即慣例和“非正式約束”（或言“非正式 規(guī)則”）。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當代著名語言學家塞爾（John Searle）對“institution”的理解就比肖特教授前進了一步。應該說，塞爾和肖特對英文 “institution”的理解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即指同一個東西：作為一種正式約束的“制度 規(guī)則”和由這種正式規(guī)則支撐著的作為一種社會生活中實存的一種建制結構的綜合體。這 恰好對應我們中文的“制度”或“建制”。但與肖特相比，塞爾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認為判 別一種社會實存是否構成“制度”（即塞爾和肖特所理解的“institution”）的標準在于是 否能將其“法典化”和“典章化”（codified）。譬如，在《社會實在的建構》一書中，塞爾 （Searle, 1995:87—88）就特別指出了這一點。按照塞爾的說法，看是否有真正的“制度事實”（in stitutional facts）的出現之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將習俗或慣例的規(guī)則明確地法典化（codification） 了。他具體舉例道，象產權、婚姻、貨幣這些社會現象，顯然已被法典化為法律，因而 是“institutions”。但一些如約會、雞尾酒會、朋友關系，則沒有被法典化，因而還不 能算作“制度事實”。塞爾的這一見解實際上意味著，能夠并實際上已被典章化和法典化 了的“custom”（習俗）和“convention”（慣例）才構成了“institutions”（制度），否 則，就只是“習俗”和“慣例”而已。從塞爾的這一研究進路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的解讀出 ，他本人所理解的“institutions”，也恰恰相等于古漢語中本來涵義的“制度”。而塞爾 的這一理解，與肖特教授在“institution”博弈論定義中的第4條，所指向的顯然是同一 類社會實存。 第二，即使如果我們接受肖特和塞爾對均質歐洲語中的“institution”的這一漢語“制度 ”涵義的理解和界定，但仍然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源自拉丁語的現代均質歐洲語中的 “institutions”包括不包括人們的“usage”（習慣）、“custom”（習俗）、“practice”（ 慣行方式或慣例）以及“convention”（慣例）等等？ 換句話說，如果去掉定義1.2中的第4條——即回到定義1.1——，那這一定義所涵指的社會實 存還是不是“institutions”？要回答這個問題，這里我們不妨先看一下《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英文中相當于中文的小《新華字典》）對“institution”這個詞的界說： “an established law, custom, usage, practice, organization”（這個定義實際上取多卷本《牛津大辭典》諸多繁復定義中的一意）。這個 解釋最簡單，卻一下子道出了這個英文詞的最基本涵義。如果我們把這一定義拆解開來 ，并沿著構成這諸多含義的詞序從后面往前看，也許更能體悟出這一“大眾使用法”之界 說的精妙。在這一界說中，“an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很顯然是指英語中“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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