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魅力教授團隊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作為研究中國經濟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匯集了一批享有國際聲譽的專家學者，面對莘莘學子，他們傾囊而出、毫無保留，不僅用好學問贏得了學生的尊敬，更多的時候，這些“高居廟堂”的大師以其各具特色、鮮明突出的人格魅力，給北大國際學生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記憶。談起他們，學生們總是滔滔不絕，關于他們的小故事更是在學生中廣為流傳。林毅夫教授的學術與精神、海聞老師的真性情、周其仁教授的幽默睿智、胡大源教授的理性客觀、楊壯教授的開闊視野與人情練達……點點滴滴，充滿著學員們對他們的喜歡和摯愛之情。（一）林毅夫：“傳奇”背后的經濟學人生“研究中國的經濟現實，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不僅能夠使經濟學的教育和研究貢獻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而且有可能迎來一個經濟學大師輩出的時代。”——林毅夫

　　林毅夫2008年2月4日，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被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正式任命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這也是世行成立以來，首次由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出任此職，“林毅夫”成為全球經濟界、學界最炙手可熱的名字。從2007年10月30日擔任英國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MARSHALL LECTURES）主講人，到出任世界銀行要職，林毅夫實現了一個經濟學者多項頂級目標。回顧林毅夫教授，“傳奇”在某種程度上是最好的注腳，從臺灣大學高材生到明星軍官，從離奇失蹤到學成歸國的第一個經濟學博士，從馬歇爾講座到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從一片廢墟上的CCER到開創(chuàng)性的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林毅夫以一個智者的高瞻遠矚和非凡勇氣創(chuàng)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但“傳奇”背后總有不為外人知道的信念與堅守。1.明星軍官越海歸來林毅夫原名林正義，1952年出生于臺灣宜蘭，一個交通閉塞，但是卻民風淳樸的小縣城。多年后，每到北大國際年終聚會，做游戲輸了，他總會認罰唱上幾句宜蘭小調，可見那個溫馨的縣城在林毅夫心中留下的美好而又溫暖的記憶。

19歲那年，林毅夫中學畢業(yè)后考入了臺灣最好的大學——臺灣大學，攻讀農工專業(yè)，可以說林毅夫的前途無可限量。然而，這并非林毅夫心中所想。好男兒應該戎馬生涯。一年后，學業(yè)優(yōu)秀的林毅夫毅然放棄臺灣大學農工專業(yè)，申請轉讀軍隊系統(tǒng)的陸軍軍官學校。

　　這個舉動在當時引起了臺灣島內的熱烈爭議，因為軍校一向都是聯考淘汰者的剩余選擇，一個臺灣大學高材生放棄腳下金光熠熠的通途轉投軍校，怎么看都匪夷所思。林毅夫此舉被“軍界”樹立為青年人學習的楷模，并被評為“十大杰出青年”，受到臺灣有關部門的高度肯定和大力表揚，被蔣經國親自接見。

　　1975年，在陸軍軍官學校學習期滿之后的林毅夫，以第二名的良好成績畢業(yè)于陸軍軍官學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由于表現出色，林毅夫留校擔任學生連排長。第二年，林毅夫考取臺灣政治大學企業(yè)管理研究所，并于兩年后獲得碩士學位。

　　正是這一連串堪稱“完美”的經歷，林毅夫受到重用，被派赴金門擔任“馬山連”連長，擔任陸軍上尉連長，負責接待外賓參觀的任務。馬山連是當時駐守金門的國民黨軍的全師最重要的一個連，全連官兵都是精挑細選，個個出類拔萃，裝備、福利也是全師最好的。

　　馬山是全金門距祖國大陸最近的據點，退潮時離對岸的廈門直線距離只有2300米。每每遙望著對岸，林毅夫總會陷入一種惆悵。在熟讀史書、國學功底深厚的林毅夫看來，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雖然身在臺灣，但他時刻都在關注著祖國大陸的消息。有著理想主義色彩，但又長于事理分析的林毅夫從了解到的各方的信息認定，中國富強的希望在大陸，大陸富強的希望在經濟。

　　歷史雖然頭緒龐雜，但組成歷史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按照各自的規(guī)律向前發(fā)展，總會在某個時點交匯在一起，成為事件，改寫歷史，向另一個方向發(fā)展下去。

　　就在林毅夫思考的同時，中國大陸也在發(fā)生著一系列深刻的變革，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定了改革開放方針，經濟建設成為重點。遙望千米之外的大陸，林毅夫的“大中華思想”洶涌澎湃，他開始了改變自己命運的第二次選擇……　　1979年5月16日傍晚，沉沉浮浮間，越過重重魚雷，林毅夫涉海歸來，終于踏上了遙望已久的祖國大陸——廈門。2.求學北大，結緣經濟學大師舒爾茨　　當“林正義”冒死從金門泅渡，成功登上大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名。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毅夫”，他要追求的正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樣一種內在精神。

回顧那段時光，林毅夫說：“我回到祖國大陸是希望能夠參加工作?？墒俏蚁?，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參加工作，我應該對這個社會的問題，包括它的意識形態(tài)，包括它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臺灣看了一些，但都是經過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陸以后，就希望進北京大學，把在過去幾十年發(fā)展背后的一些零星的問題搞清楚。”在北大經濟學系政治經濟專業(yè)讀研究生期間，他刻苦鉆研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并開始了自己對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思考。

　　1980年春天，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再次改變了林毅夫的命運。當年，西奧多·W·舒爾茨和芝加哥大學前副校長、經濟系主任蓋爾·D·約翰遜應邀訪華，舒爾茨教授在北京大學作了一次演講，學校安排林毅夫擔任舒爾茨教授演講的翻譯，這個年輕人的才氣、風度給舒爾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授力邀林毅夫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

　　1982年，獲得了北大經濟學碩士學位的林毅夫來到芝加哥大學，師從舒爾茨教授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當時，年近80歲高齡的舒爾茨已經退休10年了，10年沒有帶過任何學生的教授破例選擇了來自中國的林毅夫作為自己的關門弟子，而且又是在全球經濟學研究重鎮(zhèn)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不得不感嘆命運對林毅夫的眷顧。

　　雖然有早期臺灣求學的背景，但和很多同期到美國求學的大陸學生一樣，林毅夫面對的是完全迥異于大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西方經典經濟學，這就意味著他必須從學習到思想到理念經歷一次深層次的重構。今時今日，很難再現林毅夫當初付出怎樣的努力，完成了這種轉變，但現在CCER的治學風格某種程度上重現了芝大經濟學系的傳統(tǒng)——深夜一兩點鐘，朗潤園很多間辦公室依舊燈火通明。“在芝大，不管干到夜里幾點，走出辦公室換口氣，你總能看到其他人的辦公室還是亮著燈。”　　如是4年，林毅夫在同期的同學中第一個拿到了博士學位。他的畢業(yè)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被舒爾茨教授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隨后，林毅夫到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間，他積極促成中國的農村研究專家和舒爾茨等國外經濟學者的交流。一系列關于中國經濟改革、中國農村人口轉移、社會保障、糧食貿易與安全等方面的論文在這些學者手中發(fā)表出來，中國農村的改革研究不斷推進。3.帶著30多箱資料回國　　學成的林毅夫沒有任何猶疑，踏上了回國的歸途。

　　研究林毅夫人生歷程上的若干個關鍵轉折點，就可以明白，即使80年代出國潮洶涌澎湃，林毅夫也終究會回國繼續(xù)他的夢想與事業(yè)。唯一的問題在于，對于一個導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學者而言，在美國這個全球經濟最發(fā)達、學術條件最優(yōu)越的國度，經濟學者可能的成長空間和預期成就都更有保障。換言之，在傳統(tǒng)的“政治經濟學”還占據主導位置的80年代的中國，林毅夫的學術發(fā)展前景在很多人看來并不樂觀。

但林毅夫在大勢上總是擁有超乎常人、領先于時代的判斷，就像70年代末期就明確地預見到中國的希望在大陸一樣。這次，他同樣沒有任何猶豫地帶著30多箱資料回了中國。

　　1987年的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有多大？林毅夫在一次給北大國際學生上課時說：“那個時候回國都是可以帶‘幾大件’的，按規(guī)定我是可以帶4大件，后來我也沒買冰箱、彩電這些，我買了4臺電風扇，我們家4個人一個人一臺。”這個故事引起了年輕的MBA們一陣笑聲。短短20年，中國變化之巨大不僅讓每個中國人享受到了福祉，更是對林毅夫明智選擇的最好佐證。

　　回國之后，林毅夫先后在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任職，矢志不渝其經世濟用的事業(yè)，尤其在關乎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如果實現國富民強，規(guī)模龐大、基礎脆弱的農村人口如何擺脫貧窮這些宏觀主旨的課題上投入了全部精力。這些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在國際知名的《政治經濟學雜志》、《美國經濟評論》等經濟學期刊上，林毅夫就中國20世紀50年代末“大饑荒”成因，以及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制作出解釋，這些論文在國際學術界影響深遠。

　　作為經濟學家的林毅夫在1994年再次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一年，他和一批同道成立了日后聞名世界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1998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外方合作成立了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國際MBA項目(北大國際MBA)，進一步推進了“教學、研究、培訓”三者互為表里的思維。

　　“研究中國的經濟現實，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不僅能夠使經濟學的教育和研究貢獻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而且有可能迎來一個經濟學大師輩出的時代”，以林毅夫教授為首的CCER經濟學家們把白手套留在海外，以實際行動迎接“中國世紀”的到來。4.馬歇爾講座上的第一位中國人　　2007年10月17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萬眾樓二樓座無虛席，經濟學家、財經媒體以及北大內外聞訊而來的師生提早進場，等待林毅夫在赴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之前的預講——《發(fā)展與轉型：思潮、戰(zhàn)略和自生能力》。

　　馬歇爾講座在國際經濟學界久負盛名，被譽為世界頂級經濟學講壇。它以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英國劍橋學派的創(chuàng)立者、新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名字命名。馬歇爾于1865年畢業(yè)于劍橋大學的數學學院，從1885年開始擔任劍橋大學第一任經濟學講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

　　由1946年始，馬歇爾講座每年從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中挑選出一位擔任主講人，其中包括了林毅夫的授業(yè)導師盧卡斯（R E Lucas）和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馬斯金（Eric Maskin）教授等1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林毅夫更是1946年以來，登上這個以現代西方經濟學奠基者命名的國際講壇的第一位中國人。

其實，林毅夫與馬歇爾講座淵源深厚。早在1984年他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他的導師盧卡斯即被邀請去做“馬歇爾講座”。當時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林毅夫，目睹了導師花費一個學期時間閱讀文獻，林毅夫還參與了導師這次講座的準備過程。從思維方式、建模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嚴謹、縝密，使林毅夫在20余年后還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

　　而盧卡斯教授的那次馬歇爾講座，也被認為是對于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貢獻之一，并且成為盧卡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貢獻之一。

　　有了如上淵源，“馬歇爾講座”之于林毅夫的意義不言自明。因此，林毅夫坦言，在2005年獲“馬歇爾講座”邀請時，他“當時非常驚訝”。在執(zhí)著于探索發(fā)展之路，謀求解決中國、乃至全球貧困國家后發(fā)問題的林毅夫看來，“馬歇爾講座”向他發(fā)出的邀請，更多是在“邀請一個在中國工作的學者”，是因為國際上對中國發(fā)展和轉型的經驗日益重視。

　　誠如前世行行長沃爾芬森在針對“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這樣的定義時所作的評價，重要的不是他是中國人，而是他是一個很好的經濟學家。

　　在長期研究中，林毅夫形成了一整套關于經濟發(fā)展、特別是后發(fā)國家的經濟發(fā)展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國家遵循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yōu)勢，其企業(yè)才能具有“自生能力”，經濟才能實現最優(yōu)發(fā)展，他將此總結為“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或“比較優(yōu)勢理論”。

　　可以說，林毅夫引起國際政經界廣泛關注，主要是他對中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研究，特別是其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的理論。當然，這都是根植于中國這片鮮活的經濟現象層出不窮的土地上，但林毅夫本人以要素稟賦、政府的發(fā)展戰(zhàn)略，及其內生形成的政策制度基礎之上的系統(tǒng)理論體系，則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這也是林毅夫政策建言的核心。林毅夫嚴謹的理論研究，以及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xù)高速增長之間的彼此印證，吸引了來自古典經濟學發(fā)祥地的目光，使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終于以林毅夫“馬歇爾講座”的形式實現了突破。

　　必須承認，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發(fā)展始終未能在體系建設方面取得確定性成就，這其中不能否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歷史與傳承產生的影響。時值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契機，以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馬歇爾講座”主講人兩個開創(chuàng)性事件為標志，中國經濟學在世界政、經、學界都收獲了階段性成果。5.世行首席經濟學家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貧窮并不是命運。”這是林毅夫在他2007年11月1日馬歇爾講座中的結束語。

實際上，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以解決全球性貧困、南北差距為目標的世界銀行，之所以在全球范圍內遴選之后，把目標鎖定在林毅夫身上的最佳注腳。

　　成立于1946年的世界銀行，近年來更加集中于全球減貧行動。它開始更重視支持小型地區(qū)性的企業(yè)，主要幫助對象是發(fā)展中國家，幫助它們建設教育、農業(yè)和工業(yè)設施。林毅夫在馬歇爾論壇上陳述的經濟發(fā)展信念，正是世行期冀的目標。

　　世行前任首席經濟學家、法國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在2007年10月任滿后，世行為挑選新的首席經濟學家成立了一個小組，布吉尼翁亦是其中的成員。

　　在馬歇爾講座舉行后數日，布吉尼翁代表遴選小組向林毅夫發(fā)出邀請，請他考慮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可能性。

　　林毅夫坦承，這個邀請令他感到驚喜：“世行是最重要的國際發(fā)展機構，它的首席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在國際上最高的公共職務，一般是大師級的學者擔任。我此前或許考慮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事情?？墒?，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我完全沒有想過！”兩天之后，經過一番考慮的林毅夫答復世行，如果有這樣的機會，他會慎重考慮。

　　2008年2月4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宣布了對林毅夫的任命，中國中央電視臺隨即在2月5日的《新聞聯播》中播發(fā)了這條引人注目的消息。

　　無論對于世界銀行、林毅夫，還是林毅夫多年治學的根基中國來說，這都是一項不尋常的任命。國際評論界更喜歡的說法是，林毅夫是世行62年歷史以來，首位來自歐美國家之外的首席經濟學家。

　　如果把這項任命放在目前風波詭譎的全球經濟背景下，聯系到全球經濟發(fā)展所面臨的結構性重心調整，與之相伴的中國等新興經濟力量的崛起，以及這種崛起背后的政治智慧與經濟實現路徑，林毅夫的出現，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選擇。

　　在幫助二戰(zhàn)后國家重建、推動全球經濟發(fā)展等方面，世界銀行所做的工作為人共知。目前的實際是，在其確立了解決全球性貧困的目標之后，之前積累的經濟推動措施，甚至行為準則，有哪些可以適用于貧困國家及其政府？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是“金磚四國”中體量最大的經濟體，這兩個國家走出的自主發(fā)展之路，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矚目。尤其是中國，其自我突破的發(fā)展之路，更成為全球經濟學界的研究課題。林毅夫親身見證、參與了這場中國變革，他也是中國政府在相關問題上的重要智庫。這種決策、處理、發(fā)展并總結的學術與實踐雙重背景，并不是一項容易獲取的資歷。

回國初期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時，林毅夫已經開始為中國政府提供決策咨詢，參與政策制定。他的研究領域聚焦在發(fā)展經濟學、農業(yè)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20世紀90年代末，林毅夫就提議在中國開展“新農村運動”，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同時也可以拉動內需。數年后，中國政府推出“新農村建設”規(guī)劃，林毅夫以咨詢專家身份，參與“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guī)劃”等中國重大經濟政策制定中。

　　毫無疑問，這樣的經驗，對于世行探索新格局下的發(fā)展路徑彌足珍貴。與此同時，林毅夫又是一位在國際學界享有崇高威望的經濟學家，其作為學者的智慧、敏銳、獨立，又是勝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不可或缺的素質。（二）海聞：仰望星空，腳踏實地“學者應該有獨立的分析與見解，獨立的學術觀點和立場，不被政府所影響，不被輿論所左右。”——海聞

　　海聞2006年6月22日，海聞教授第九次站到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大國際MBA的畢業(yè)典禮主席臺上，與以前八次不同的是，這次他不是作為主持人，而是作為北京大學的代表發(fā)言致辭。被學生們評價為“真性情”的海聞以新身份在北大國際的第一次講話就說了心里話：“我很喜歡主持人的工作，因為每當我將數百名CCER畢業(yè)生的名字一個一個大聲宣讀的時候，我由衷地為他們感到驕傲，也為CCER全體教師和員工感到自豪，因為我們又為國家、為社會，培養(yǎng)了新的一批CCER人。”自稱“下崗”了的海聞教授沒有遺憾，更多的是興奮。26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他結束了自己在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yè)的學業(yè)，負笈留洋，成為北京大學歷史上自費出國留學第一人。時過境遷，以師長的身份親手送走一茬茬學生，目送他們自此“鵬程萬里征”，喚起的是他對自己從中學、東北插隊、北大、留學、歸國、成就事業(yè)的感慨，映射的是一代中國人和祖國同呼吸的命運變奏。1.“黑土地上”的青春歲月　　2007年8月10號，電視臺的記者跟隨海聞踏上了北上的列車。作為中國恢復高考制度30年被廣受關注的代表人物，海聞此行是去探訪留下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的黑龍江省虎林市。1969年，在杭州念完初中二年級、時年17歲的海聞，主動要求去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從修水利、造排灌站此生第一份“工”開始，一個年輕人一生中最“絢爛”的9年自此牢牢地附著于祖國北疆邊陲的黑土地上。

　　“最好的伙食是有一點兒豆制品，豆腐改善生活；干了一天低頭休息一會兒，離得很近的鐵軌上開過火車都聽不到；天寒地凍的北大荒，水濺到褲子上馬上就結成冰，越結越厚，整條褲腿都梆硬了，一碰嘎吱響。”今天回憶起來，海聞說：“當時去的時候，我肯定就沒想過要回來，你所能選擇的就是在特定條件下，你做得最好。”　　為了“做到最好”，海聞嘗試過搞科學試驗田，盡管在江南高產的水稻種因為日照、溫度和緯度的原因到了東北顆粒無收，但這種“最好”的思維在后來貫穿海聞求學、留學、創(chuàng)業(yè)的一生。而9年的知青生涯，不僅為海聞未來走得更高更遠進行了必備的身體和意志磨礪，更讓他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最底層的生活有了切身的體會和認識，這種收獲貫穿他后來的學術研究和為人謀事。

“77級”注定是中國一段歷史的代名詞，這批厚積十年，一朝勃發(fā)的青年在時局變化的時候，總是身不由己地被選擇與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海聞一如既往踏踏實實地工作，業(yè)余時間則用來讀書，復習功課，不管能不能上大學，都不抱怨。

　　曾經有位北大教授評價北大人是“仰望星空、腳踏實地”。對于闊別書本9年、天天干著被戲謔為“修理地球”的活兒的海聞來說，這8個字不啻是他心態(tài)的寫照，雖然他甚至不敢想有朝一日可以去北京、去北大，但與最鮮活的生活面對面9年的時間令海聞平衡著理想和現實：海闊天空地想，腳踏實地地干。你可以有很宏大的理想，但是你一定要踏踏實實地干事，這兩個東西并不矛盾，而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你如果沒有一種海闊天空的想，你可能永遠沒有出息，但是如果你沒有踏踏實實、腳踏實地干，你的想永遠是空想。所以這是一個座右銘，就是雖然我很有理想，但是我絕對不輕視我現在干的事情。2.北大第一個自費留學生　　夢想終會照進現實。

　　1977年的高考之后，海聞和另外79名同學成為“文革”后北大首屆政治經濟學專業(yè)的學生。他住進了北大37樓210男生宿舍。這個宿舍里還有后來和他以及林毅夫一起創(chuàng)建CCER、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易綱，以及北大國際03E班長、現任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畢井泉。歷史再次把“77級”從人海中提揀出來，匯聚在一起，為某個共同的目標同行。

　　在北大“政治經濟學”專業(yè)，海聞第一次接觸到“商品”、“市場”的概念。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體系下，《資本論》的理論與剛剛開始變革的中國社會出現的個體戶等等現象產生的抵觸，使海聞開始從歷史的、民生的角度去思考這些不和諧。

　　1980年，包括易綱在內，海聞的幾位同學被公派出國留學。“年齡相對較大、英語也不行、數學也不行”的海聞受到了不小的沖擊。當思想的禁錮被掙脫、對于中國現實的思考被放在更寬廣視野里的時候，出國對海聞的吸引力無法抗拒。公派無緣，他開始嘗試自費留學，而在當時，他根本連國外大學的申請流程還一無所知，國家的大學生分配制度也使得每個進了大學的人都成了“國家的人”，跳出“體制內”在當時并不容易。

　　一番周折，兩年之后，海聞終于拿到了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經濟系的錄取信，當時恢復高考剛剛5年，北大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人事處的老師都無章可循。恰在此時，國務院頒布的《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guī)定》允許在校大學生自費出國留學。就這樣，海聞成了改革開放后北大第一個自費留學生。

　1982年到達美國，海聞開始了在加州州立大學經濟系的研究生生活。3.“出國是為了更好地回國”　　美國13年，海聞不僅完成了自己的學業(yè)，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學摯友，還確定了自己終身的事業(yè)。

　　1985年，有感于在美國能夠找到的關于中國的信息太有限，海聞和錢穎一、楊小凱幾個同學共同發(fā)起成立了中國留學美國經濟學會，并在這一年的5月26日，在中國駐紐約領事館舉辦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聚會，自此，這個民間學術沙龍性質的“中國留學美國經濟學會”開始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產生了一系列影響，并且至今仍聲名赫赫，包括林毅夫、易綱、茅于軾、朱敏、湯敏等活躍在中國和世界政經領域的學者、官員都先后擔任學會的理事。

　　1993～1994年是海聞?chuàng)螌W會會長的任期。這期間，差不多10年前遠征美國時的初衷終于到了付諸實踐的時候——“從出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肯定會回來的。我到國外去學理論和實踐是為了回國之后在做經濟工作的時候能夠更加有思路、有辦法。出國是為了更好地回國。”為了這個目標，在戴維斯加州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時，海聞的論文課題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

　　誠如海聞當初“出國是為了更好地回國”一樣，立足于國際經濟管理理論、根植在中國具體實踐的基礎上，這種有機的結合成為日后CCER和北大國際兩個分別蜚聲于學術研究和高端教育的機構安身立命的根本。國內每一點滴的變化令大洋彼岸的學子們更深入地分析這些變革的因果與趨勢，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大勢的明確判斷也加快了他們歸國的腳步。

　　1995年，海聞放棄美國大學提供的終身教授職位，回到北京大學。“說句實在話，我不怕小環(huán)境，小環(huán)境可能是不太好，回來的話，跟國外差別可能會很大。但是大環(huán)境很重要，大環(huán)境就是這個國家整個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大環(huán)境如果不好的話，你回來是沒用的，但是大環(huán)境如果是改革開放的環(huán)境，那么小環(huán)境是可以改變的。”　　在北大，和林毅夫、易綱、張維迎一起，海聞開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事業(yè)。4.朗潤園開始的夢　　1995年的北大，1995年的中國，當然和1977年有了天壤之別。市場經濟、國際金融、現代管理體系……不僅是學界的通行語言，政商兩界也在潛移默化中開始接受這些制度框架下的行為準則，承擔學術研究的CCER扮演著專業(yè)領域的角色。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純粹的經濟學教育和中國社會現實需求之間的差距逐漸體現出來。

　　“一切都很快，我們的企業(yè)成長得很迅速，我們和外界的聯系滲透到方方面面，但在經濟社會中扮演著領軍角色的企業(yè)家們在這個進程中，自身的能力捉襟見肘，他們急需補課。另外一方面，在整個中國商業(yè)氛圍逐漸養(yǎng)成的過程中，商業(yè)社會中必備的一些知識和行為準則其實是缺失的。經濟學研究要在商業(yè)的現實操作中找到映射點。”　　1998年，北京大學國際MBA項目在朗潤園起航。

海聞認為，中國企業(yè)經歷了將近30年的發(fā)展，走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把過去我們曾經有過的、被文化大革命打破的企業(yè)經營恢復起來；第二階段，吸引外資，學習國際領先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和管理；第三階段就是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和企業(yè)都面臨的“走出去”，和國際上的大企業(yè)同臺競爭。后來者如何在強敵環(huán)伺的環(huán)境下取得成功？對手莫不是技術領先、管理精細、資本雄厚，這個時候，管理方面的問題往往決定著一家企業(yè)的未來。

　　在經濟學家海聞看來，管理創(chuàng)新確實跟經濟學理論有相似之處，一種誤區(qū)過分強調中國的特色，因為管理所連帶的人文、歷史因素相當龐雜，這就導致了對西方管理理念的忽視。但近年來，尤其是今年以來的世界經濟金融格局顯示，不管一個企業(yè)在哪里，面臨的都是全球范圍的競爭。另一方面，管理的確又是非常獨特的，是民族的，是本土的，一個國家的政策、體制、乃至歷史沿革都在一些看似細節(jié)的地方影響著宏觀大勢：“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尋找到適宜的方法達到最優(yōu)、最有效，這是企業(yè)家、也是學者、更是商學院的任務。”　　海聞期望中的中國企業(yè)家應該通曉西方商戰(zhàn)的種種策略，熟練運用國際先進的管理技巧和工具。更重要的是，企業(yè)家必須具備眼界和全球視野。就像CCER的學者們?yōu)閲抑\劃的是未來5年、10年、甚至幾十年之后的戰(zhàn)略一樣，北大國際的定位是培養(yǎng)“未來的商業(yè)領袖”，這些具有戰(zhàn)略思維的未來領袖思考的應該是20年以后的事情——20年以后，你的企業(yè)該怎么定位。

　　1995年共同開始CCER事業(yè)、1998年開始北大國際事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者們逐漸走向了各自的方向。2002年，海聞升為北大校長助理，3年后，任職北京大學副校長，成為北大歷史上除馬寅初外職位最高的經濟學人。因此，他不得不告別自己“主持人”的生涯，以家長的身份向朗潤園的學子們道聲“珍重”：　　——經歷風雨不失高遠之志，飽受艱難猶存報國之念。（三）周其仁：“周奇人”“解決問題的手段單一，目的也單一的，屬于技術問題；解決問題的手段稀缺，但需要解決問題的目的有多種，甚至這些目的本身是相互矛盾的，這樣的問題就屬于經濟問題了。”——周其仁

　　周其仁2008年5月6日，北京大學朗潤園萬眾樓二層大教室，周其仁教授出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后的第一次演講在此舉行。雖然還只是暮春，但擠得滿滿當當的教室的溫度卻一再升高——周老師妙語連珠，北大國際校友聽得酣暢淋漓，掌聲、笑聲一次次推高室內的熱度。

　　到問答環(huán)節(jié)，一位從事房地產的校友就當時還處于膠著狀態(tài)的房地產價格提問說：“地產界有個說法‘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因此北京、上海這些一級城市的房價不會降。”　　周其仁教授望著這位校友，狡黠地笑著說：“那我也送你一句話‘price，price，price’。”還沒等到周老師解釋他這句話，臺下數百名同學已經哄堂大笑。而周老師自己還是一臉平靜，指點著臺下要求提問的同學林立的手臂，叫下一個提問。1.學生眼中的“周奇人”在北大國際，談到周其仁教授，學生們通常用“奇”字來形容。

周老師的“奇”，一個是講課效果的神奇，不論是專題演講還是必修選修課目，他的課堂自始至終一定是人滿為患，教室的過道里是席地而坐的，教室后面是站著聽完一堂課的。周老師開朗達觀的精神氣質、對真實世界的真切關注感染著每一個人，同學們感受到的不是冰冷枯燥的數字，而是生動鮮明的生活，同學們樂于和他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CCER創(chuàng)立北大國際的一個重要想法——教學相長體現得淋漓盡致。于雙方而言，都是一場思想的饕餮。

　　第二“奇”是建樹奇。他在一家經濟類周報開辟“挑燈看劍”的經濟時評專欄，后來集結成書，觀點獨樹一幟、批評一針見血。1996年電信改革時，周其仁教授關于電信業(yè)的闡述使他這個“搞農村問題”出身的經濟學家迅速成為中國最搶手的電信專家，媒體見他必問“何時手機開始單向收費”，而他自我評價說“我研究了十多年的農村問題，從來沒人說我是農村問題專家。1996年正碰上中國電信改革，寫了幾篇文章，反倒成了電信專家。有時候這事還真是難說。我常說這雞叫也天亮，雞不叫也天亮。我只不過是天亮前叫了兩聲的雞。”由是得名“周奇人”。

　　在周其仁教授的課堂上，很少有晦澀難懂的模型和專業(yè)的數據推理，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解釋現實世界，是他的教學風格，也是他的學術風格。這種特立獨行依賴的不僅是扎實的學術功底，更源自練達通透的人生態(tài)度。

在全民經濟意識大普及的背景下，一些經濟學名詞成為包裝門面的點綴。周其仁教授舉例說，有一種經濟學家，企業(yè)成功了就發(fā)表高論說，企業(yè)成功是因為交易費用低、組織成本低，企業(yè)失敗了是因為交易費用高、組織成本高。交易費用、組織成本成為解釋一切企業(yè)成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他評價這種經濟學家“好便宜的”，經濟學家的作用、或曰其對于社會民眾的價值，在于要闡釋清楚交易費用何以高，組織成本何以低，這才是最重要的事實。

　　“要知道，事實有了，觀點是可以批量生產的。”在他看來，中國正處于急劇轉型的關鍵時期，包含各種矛盾的新現象層出不窮。描述、解讀、研究這一個個現象，是了解中國轉型進而推進順利轉型的最佳途徑。這也正是他足跡遍布江浙、廣東這些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對市場反應最敏感的地區(qū)的原因。正是因為接觸到各種現象、掌握第一手事實，才使得他的研究總是能舉重若輕，但又鞭辟入里、切中要害。

　　這種有別于“理論研究”（theoretical study）和“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治學方法被周其仁教授稱作“經濟解釋”（economic explanation）。知易行難，誠如他評價張五常教授選擇“經濟解釋”方法“除非足夠固執(zhí)，否則不可能花費幾十年的時間在經濟理論和現象之間來來回回。”　　回溯周其仁教授的人生經歷，其實也是一條在經濟理論和社會現象之間來回游走十幾年的歷史，尤其是他甚至沒有機會上過高中，卻成為蜚聲學界與公眾的經濟學家，所謂“見識”與“功夫”功莫大焉。3.曾是山林狩獵人　　1966年，周其仁還是一個初中畢業(yè)生，經歷了3年停課鬧革命后于1968年上山下鄉(xiāng)。在臨近俄羅斯的邊陲之地，他作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知青被發(fā)配到深山老林，從事遠離工業(yè)文明的狩獵工作。

　　在如今看起來詩情畫意的東北雪林里，周其仁第一次接觸到了“書很舊，紙發(fā)黃，還是豎排本”的《資本論》。回憶起那段時光，周其仁教授笑言：“《資本論》開門見山第一句話講到‘龐大的商品堆積’，在我生活的地方也是聞所未聞——方圓幾十里全是寂靜的山林，最近的一家小賣店（里面絕對沒有龐大的商品堆積）在40公里以外。”但即便如此，天生的豁達也使得獵人周其仁在勞作之余為《資本論》中有充滿哲理而又饒有趣味的文字而“放聲一笑”。

　　如是十年，1978年恢復高考，周其仁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改變了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令青年們無法安坐于書桌。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學生們自發(fā)成立了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志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fā)展面臨的種種問題。包括周其仁在內的這批年輕學子都有過上山下鄉(xiāng)的親身經歷、或者直接農民出身。他們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觀察、詢問、調查、分析、研究和辯論，提升了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水平。

　　就是這位在北京大學“課評”中多次名列前茅的周老師，5月6日下午從兩點開始的講座，站在講臺上，一瓶礦泉水，連講3個小時，后半程因為互動的問答環(huán)節(jié)更加精彩。從校友手里的一塊50畝的地該做什么用途講到企業(yè)家要做好準備勒緊褲腰帶過幾年苦日子，從解放前季羨林教授領了薪水就“跑步買米”到深入淺出地剖析當前這一輪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數據、典故、經濟學原理、現實案例，信手拈來，已經在致福軒教室里領教了周式學術語言的同學們和幽默的周老師心有靈犀，談笑間，講座的主題“當前形勢與企業(yè)家責任”已經為在座的北大國際校友勾勒出一副生動的中國宏觀局面圖景。

　　就像“price”規(guī)則對“location”規(guī)律的解釋一樣，周其仁教授幽默的背后是邏輯性非常強的經濟學原理，措辭嚴謹但又一語中的，這來自他一絲不茍、親歷親為實地調查研究，從現實經濟生活中可觀察的微觀現象入手，在理論和實踐中給出恰如其分的解釋。

　　北大國際校友幾乎都對周其仁教授的教學和風范敬仰至極的，而他則把這一切歸因于北大國際校友的出色。正是因為這批站在中國經濟前沿的企業(yè)家們時刻都在敏銳地感知著經濟、迅速反應和思考，才使得中國社會的經濟現象層出不窮，成為經濟學家學術的樂土。2.做經濟解釋弄潮兒　　“做經濟解釋弄潮兒”，此言出自周其仁教授為他推崇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七十壽辰所做的文章。張五常這位滿頭銀發(fā)、屢屢有驚人之語的學者，連續(xù)數年除夕之夜帶著研究生在香港街頭賣橘，后得《賣橘者言》，周其仁教授認為，真實世界才是經濟學唯一的實驗室。

一個偶然的機會，周其仁遇到了時任農業(yè)部高級官員的杜潤生，從此他的人生航向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農村研究小組”的“實地研究”得到了杜潤生先生等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家的欣賞、指點和支持，他從此開始了中國農村調研活動，參與中國高層政策討論和制定。

　　周其仁身為一個非黨人士，當時參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關于農村改革幾個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成文的全過程——在不經意之間，他以非黨人士的身份親歷了農村改革的歷史。農村問題之后，周其仁教授同樣見證了杜潤生組織的關于“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這份被送至鄧小平案頭的調查得到“不要動他”的回復，這也意味著“企業(yè)家回到中國”。

　　時值改革開放30周年，周其仁教授感言：中國從一個“超級國家公司”解脫出來，就是充分尊重地方、底層的實踐：“我遇到了杜潤生，他給年輕人參與農村改革調查的機會。中國這么大，底層生活這么豐富，南方、北方都有創(chuàng)造，下去調查，然后互相比較，就發(fā)現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中國的改革就是這樣一條路——先承認短期‘摸石頭過河’政策的合理性，然后把政策長期化，發(fā)現效果好，就上升為法律或國家制度。”　　正是這個在中國大變革時期形成的觀察大千世界能力的方法，以及后來在牛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長期求學研究建立的扎實經濟學理論基礎，周其仁教授形成了他治學的風格。放諸現實中國，這種“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為認識和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路徑提供了清晰的視角，使他終成大家。4.“我們得靠自己了”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各種形式和主題的紀念活動舉不勝舉；恰逢此時，全球共冷暖，都在經歷“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

　　2008年，北大國際滿10歲了，從朗潤園走出去的企業(yè)家和企業(yè)高管不在少數。周其仁教授至今都記得上世紀80年代，他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供職期間，親身經歷的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yè)家誕生記。

　　鄧小平在關于“傻子瓜子”年廣久的調查材料上批示“不要動他”，周其仁教授認為最了得的就是那個“動”字，“因為這一個字就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　　在他看來，鄧小平把企業(yè)家請回了中國，隨著企業(yè)家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chuàng)業(yè)當企業(yè)家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the rights）。30年發(fā)展的真正秘密就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的制度成本，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發(fā)展民營經濟。到2007年底，中國民營經濟約占國民生產總值50％，非農就業(yè)的70％，稅收的30%～40％

那么，站在2008年的轉折點——在改革堅冰、金融風暴橫亙面前的時候，歷史的轉折點、地緣的轉折點交匯于此，什么力量會把中國進一步往前推呢？周其仁教授表示：那就得靠我們自己了。

　　不過十幾年前，整個中國商業(yè)社會對美國經濟幾乎都懷著虔誠的心態(tài)頂禮膜拜，但現在他們出問題了，“我們只能靠自己。這表明我們開始走向成熟了。我們再也不能將一個大國的現代化簡單地建在這個或那個模式之上了——所有的‘本本條條主義’都是錯的，照搬任何一個模式都不可能成功，一定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fā)。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出了問題，是好事情，中國的機會來了。我相信，中國有非常美好的未來。”　　回到周其仁教授出任CCER主任后向北大國際校友舉辦的第一次講座《當前形勢和企業(yè)家責任》，在前30年改革開放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的企業(yè)家又該如何行動？　　周其仁教授的觀點是，目前乃至未來的世界格局，不確定性將大大加強。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企業(yè)的經營活動該如何進行？融資活動怎么做？市場預測、戰(zhàn)略組合又該如何？凡之種種，絕對不是某一單一學科、單一理論可以解決的。“解決問題的手段單一，目的也單一的，屬于技術問題；解決問題的手段稀缺，但需要解決問題的目的有多種，甚至這些目的本身是相互矛盾的，這樣的問題就屬于經濟問題了。”　　由是觀之，這也是CCER在已然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之名聞達于世的時候，更名為“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的重要因素之一。換言之，在研究院和北大國際發(fā)展主旨框架下，從來采取的都是一種未來的視野、系統(tǒng)的方法、實證的手段。

　　“所謂‘商學’，它的重點不單單是一門門分門別類的課程，而是這些分門別類的知識怎么樣綜合起來用。企業(yè)家水平高下比拼的也不再僅是資本、信息，而是其對所有掌握的資源和設定目標的平衡與駕馭能力。因此，教育的重點永遠是不確定的東西。”　　對施教者和求學者來說，這的確是周其仁教授所言的“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四）胡大源：“辦學，必須清心寡欲”“不是每一個MBA學生都有機會成為企業(yè)領導者，但我們要保證的是每一個出去的學生都不會成為短板。”——胡大源

　　胡大源“辦學，必須清心寡欲。”這是北大國際中方院長胡大源教授的一句判斷。某種程度上，不茍言笑的胡老師在北大國際大多數學生心目中是一個遠遠的存在，但北大國際10年來許多創(chuàng)新性的設置都出自這位對軍事很有研究的教授。

　　每每到秋季，朗潤園里落葉滿地的時候，胡老師辦公室門口的幾株石榴樹總能成為最吸引同學們的風景。10年間，累累的石榴成為朗潤歲月的印跡。1.資深“驢友”胡老師歷經10年，每一屆北大國際學生，從EMBA、在職班到全職班，有一堂課是胡大源老師都會來上的，這就是每個班入學之后野外團隊建設的動員課。不論是EMBA的庫布奇沙漠，在職班的海陀山，還是全職班的冰山梁，每當同學們在望著都令人絕望的沙漠、荊棘占道的山路上、云霧繚繞的山脊上一口氣埋頭跋涉四五個小時的時候，都不免喘著粗氣問：“北大國際是怎么找到這種地方的？”旁邊總有老師笑著說：“胡老師。”　　在胡老師看來，在MBA中開展團隊精神，具有更強的針對性：“比如對于EMBA來說，他們每兩周才上一次課，兩年的學習時間看似不短，其實聚會和交流的時間非常有限；再有，我們的EMBA幾乎每一個班都會出故事——他們在各自的公司是高管，是指揮別人的人，到了一個班里，誰都要做LEADER，誰都不愿意做FOLLOWER。”　　但真正能夠成為一個團隊中堅的領導者絕對不應該是這樣一種缺乏包容力和接納能力的人，想成就更高更大的事業(yè)，必須培養(yǎng)影響更多人的能力。尤其是當一個高管原來的影響力來自于權力、地位或者金錢的時候，這些外在的因素反倒會掩蓋一個領導者真實的內在素質。

喜歡研究中國歷史的胡老師認為，置身于一個個體無法控制的環(huán)境，有時候甚至是令人極其狼狽的環(huán)境，正是每個人釋放真實自己的契機：“你很難找到其他手段，讓這些已經有了身份地位的人放下已經習以為常的面具，真正融入到這個集體中。”　　2001年，00E班的同學開始了北大國際歷史上的第一次團隊建設課程。當時是聘請了一家專業(yè)的拓展公司，在北大第一體育館實施。這樣做了兩年，很快就發(fā)現，“常規(guī)”的拓展，很多人已經在公司里經歷了多次，而且商業(yè)拓展“游戲化”的模式很難真正打動EMBA們。資深“驢友”胡老師決定創(chuàng)新，從2003年開始，北大國際自己操作入學的團隊建設。

　　從第一步選擇野外活動地點開始，實地勘測、偵查地形、按照不同路線連續(xù)走幾遍確定最終路線，到行前一個星期就記錄宿營地天氣情況，甚至和當地政府、公安、急救部門取得聯系，以防萬一出現緊急情況，甚至還從宿營地到醫(yī)院開車實地走了一遍，以確定路上的時間：“我們管理教的就是執(zhí)行力，如果我們自己的執(zhí)行力都不能達標，那還怎么教學生？”　　在給同學們做臨行動員的演示文檔中，同學們的任務被著重標出“return in safety and in groups”。安全，當然是第一原則，同時，北大國際強調的是“團隊精神”，你所屬的團隊所有人都達到目的地要比你一個人最早登上山頂更重要。

　　胡老師幾乎親身參與了每一年的沙漠拉練。他的體會是，到了沙漠里面，不用講團隊精神，環(huán)境就迫使你放棄個人英雄主義——個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只有依靠團隊力量，才可能不損一兵、不丟一員地成功穿越：“其實很多企業(yè)管理原則傳播得很廣，MBA們對于這些理論知識的了解不比教授少，但你作為一個個體很難有機會真正實踐這些理論。北大國際要創(chuàng)造一個環(huán)境，讓同學們有機會去體驗這些道理。”2.目標就是“舵手”　　理論和現實究竟有多遠？想起曾經給在職班做的一次模擬演練，嚴肅的胡老師都不禁莞爾。

　　那次是把在職班兩個班拉到野外，根據實地地形試驗軍事實戰(zhàn)對抗演練。兩個班分為紅、藍兩軍。雖然這些MBA們差不多都有一線拼業(yè)績的“陣地戰(zhàn)”經歷，但沖鋒發(fā)起之前的緊張氣氛還是令一個來自銀行的女同學緊張得哭了，“說起來你可能都無法想象，同學們都是很理智、很嚴謹的企業(yè)中層，而且還是一次模擬的對抗，結果都會這么戲劇化。這次實地軍事之后，學生性格里底層的東西都浮現出來了。這之后，我們開始把軍事和商業(yè)結合起來、融入MBA教育。”　　這種結合始自《孫子兵法》，把中國傳統(tǒng)兵家文化的精髓移植過來，胡老師設計了一門針對EMBA的選修課，這門課邀請了軍事科學院的專家，組織學生們奔赴臨沂、濟南、郯城戰(zhàn)場實地考察，讓他們親身體驗，在感受中領悟。

這種以真實戰(zhàn)事研究為主，結合實地考察、體驗和分組討論、綜合報告的教學形式，因為涉及的都是學生們耳熟能詳的中國歷史，因此很容易形成共鳴。

　　“戰(zhàn)爭為MBA教育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模擬環(huán)境，就像在職班紅藍兩軍為了一次模擬實戰(zhàn)能彼此敵對一樣，不到現場，沒有眼見歷史的遺跡，你不會真正了解什么叫‘千鈞一發(fā)的決策’。”精心研讀中國軍事史的胡老師對歷史上知名戰(zhàn)役信手拈來、如數家珍，通過了解軍事戰(zhàn)略的基本思想，啟發(fā)學員分析思考企業(yè)經營戰(zhàn)略面臨的實際問題，提高學員在市場競爭環(huán)境下迅速決策的能力，是他思考的軍事和商業(yè)的結合點。

　　現實社會，普通人厲兵秣馬沖鋒陷陣的機會很小了，但改革開放30年，很多領域的市場化競爭已經達到了白熱化階段，甚至以擠垮競爭對手為代價來獲得自己生存的機會。另一方面，軍隊的戰(zhàn)斗精神是最有效的企業(yè)文化形式；軍隊這個組織的有效運轉以優(yōu)秀的領導者和高效的機制為基礎，是組織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集大成者。

　　“北大國際要培養(yǎng)的是‘領軍人物’，商場如戰(zhàn)場，時勢變化多詭，領導者必須具備卓越的領導力，果斷抉擇，同時鼓舞和帶領下屬勇往直前，競爭決勝。就這點而言，軍隊體現出的高效運作以及良好的組織能力，的確可以被MBA們引以為鑒。”　　胡老師把體驗戰(zhàn)略課程分為東西兩線。東線為山東臨沂，從馬陵古道到孟良崮，關注點主要是競爭戰(zhàn)略與執(zhí)行力，如何建立戰(zhàn)略，怎樣執(zhí)行戰(zhàn)略；西線為內蒙古鄂爾多斯和陜西延安，通過分析延安保衛(wèi)戰(zhàn)的三戰(zhàn)三捷，讓學員體驗和感受競爭戰(zhàn)略與領導力。

　　胡老師曾經坦率地說：“教學員如何去經營，我們是外行。不要過高地期望這個課程能立竿見影地解決商業(yè)運作中的所有問題。”商業(yè)環(huán)境千變萬化，好的教授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無論是沙漠拉練還是戰(zhàn)爭實地模擬實戰(zhàn)，都是要培養(yǎng)學員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分析能力以及根據具體情況做出決策、解決問題的能力。

　　中國企業(yè)界領軍人物柳傳志在改革開放30周年這個時刻曾經感言：“我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上臺領獎，當時和我一起上臺的企業(yè)家到今天很多都消失了，而聯想活到了今天。”一位領導人就像船長、舵手，只有他才決定著一艘航船將抵達一個什么樣的港口。胡老師為學生們設定的“領導者”目標無疑就是這樣的舵手。3.致福軒的清瘦身影　　有幾年，MBA們入校的第一門課是胡老師講的統(tǒng)計學。這么一門用中文講都聽得人“云山霧罩”的課被北大國際安排為第一課，意氣風發(fā)的MBA們不能不說是被小小挫了一下“銳氣”。有同學在自己的博客里回憶起北大國際兩年學業(yè)時，說到現在都記得胡老師“抱著兩個大骰子”、腳步匆匆走進古色古香的致福軒的清瘦身影：　　“第一堂課是在朗潤園的致福軒上的，就是宣傳彩頁中的那個古香古色的教室，里面全是現代化的裝備。投影、空調、白板、DVD應有盡有。第一門怎么能整個數學呢？兩年半后回想當時都學了啥？一些各式各樣的分布，什么泊松分布、二項分布、正態(tài)分布等。而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單詞‘hypothesis’，假設。頭一次聽用英文講繞人的統(tǒng)計，這個詞被牢牢地記住了，還是老胡的口音。”　　而且，“深藏不露”的胡老師“以敏感問卷調查了入學前同學的起薪”、“以全概論公式的應用調查了同學的誠信”，處處顯露出一個統(tǒng)計專家的嚴謹和邏輯。

同學們評價，和“超級冷靜”的胡老師談事情，他總是會一步步追問你的決策依據，往往被他“逼”得啞口無言，因此，對于這位講求“數理分析”、“邏輯推導”的老師，同學們“尊敬”多于“親近”。在北大國際，每門課結束，同學們都喜歡請教授一起聚餐，而胡老師是“較少和同學們去吃飯的教授之一”。

　　但這并不妨礙胡老師對于北大國際學生的鐘愛。在他看來，一個成功的商學院，必然是優(yōu)秀教授和出色學生的有機結合。“我們的教授，無論是來自CCER的國內專家，還是海外過來的教授，總體水平稱得上國內商學院中的優(yōu)秀群體；再來看我們的學生，比如EMBA，他們完全可以選擇沒有考試、上課在高爾夫球場的商學院項目，但他們選擇了北大國際，不少人是每個月飛兩次來北京，一定是希望對自己有所突破的人才這么給自己‘找苦吃’；在職班，他們稱得上目前中國最辛苦的MBA學生，他們能吃苦、敏而好學、有耐受力、懷有強烈的進取心。這些人進北大國際的時候，只有少部分是總監(jiān)級別，但畢業(yè)之后幾年間，大部分都升任總監(jiān)；全職班是潛力最大的一批人，懷揣著夢想而來，北大國際可能成為改變他們生活和職業(yè)取向的契機。我們作為教育者是由衷的寬慰。不是每一個MBA學生都有機會成為企業(yè)領導者，但我們要保證的是每一個出去的學生都不會成為短板。”　　胡老師也坦誠地表示，MBA課程和經商的實際操作并沒有必然聯系，你不用學會怎么去做一張資產負債表，也沒有必要學習統(tǒng)計中的每一步，但MBA們要了解每一門課的機理、原則方法和大趨勢，這樣才會對事件的發(fā)展和趨勢有宏觀的把握——舵手心中永遠要有張航海圖；另一方面，就像統(tǒng)計是關于預測和概率的科學一樣，再完美的模型也永遠無法做到百分之百的準確，因此，學習的過程也是管理藝術的提煉和升華。

　　驗證、再驗證，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是管理的邏輯，也是自我提升的邏輯。（五）楊壯：從北大本科生到北大教師楊壯“能不能拿到‘想要的東西’一定是決定于企業(yè)家是不是可以‘抓住這里、那里的機會’。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為什么被企業(yè)家A而不是企業(yè)家B抓?。?rdquo;——楊壯

　　在給08級EMBA上的第二節(jié)管理課上，楊壯教授給同學們放了一段片子。這是一部1929年歌舞升平的美國浮世繪：金錢、自由、享樂充斥著美國社會，迅速積累的財富令美國經歷著歷史上最巔峰的繁華盛世。但隨后而來的大蕭條卻令這個當時的世界之巔跌入了萬劫不復的地獄。

　　影片放完，比照目前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在座的同學心中百味雜陳，因為他們中的有些人現在已經站在了海嘯沖擊的最前沿。楊壯教授說：“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1964年日本企業(yè)殺入美國商場，1988年韓國舉辦奧運會。這些都是曾經所向披靡、短期內成為國際風向標的國家。以史為鑒，是我們走好自己的路的基礎。”　　80年代中期走出國門，90年代末回國，“楊壯們”的經歷正是歷史的縮影。1.從melting nation到melting pot　　1978年，文革結束，百廢待興、百業(yè)待舉。楊壯進入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國際新聞專業(yè)攻讀研究生。“一定要上學，一定要充實自己”是這代被耽誤的年輕人當時最迫切的愿望。而在社科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中，就包括后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和擔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的艾豐。學生們的導師、《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告誡同學們：“你們的教室不應該在課堂上，社會才是你們最好的老師。”　　1982年，楊壯來到美國，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攻讀MPA。盡管行前對即將面臨的“資本主義萬花筒”已經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美國展現給這些大陸留學生的沖擊足以令他們開始鄭重地思考人生觀、價值觀這些命題。

“中國是一個melting nation（融合的民族），那么美國就是melting pot（熔爐）。在這里可以見識到任何文化、任何思維、任何生活方式，每個進入熔爐的人又以自己的風格令這個熔爐的味道更加復雜。”學習期間的3個暑假，楊壯在世界銀行、《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實習。在世界銀行，他見識到了國際經濟體系的中樞；在《華爾街日報》，他感受到了金融世界的內核；在《華盛頓郵報》，他體會著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一年之后，哥倫比亞大學彼得·布勞教授在社會組織領域的研究引起了楊壯的興趣。這位工業(yè)社會學大師對于社會組織對人的影響以及工業(yè)化社會中組織機構的運作有深入研究，與當時日本和韓國的崛起、跨國經濟文化的趨勢彼此印證。于是，楊壯教授在1986年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開始從頭學習數學、金融，這也成為他日后的企業(yè)組織研究的基礎。

　　哥倫比亞大學重視實用，不尚空談，其商學院的學生通常會被要求去華爾街的金融界和百老匯的商業(yè)區(qū)實習，與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和經紀人接觸交往。學生們必須通過課堂上學到的商業(yè)經濟、企業(yè)財務、管理、市場、財務等知識確實為企業(yè)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這樣才能順利獲得學位。

　　準備畢業(yè)論文的時候，一位教授讓楊壯去日本住友駐美國辦事處調查美國女雇員全體起訴日本老板性別歧視，要求賠償的事。事實是，日本公司內部對于女員工從事端茶倒水、迎來送往服務性工作這樣的辦公室文化習以為常，不管這個女員工是一般職員還是經理，但在崇尚人人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的美國女員工看來，這種作風是典型的性別歧視。

　　隨著調查的深入，楊壯對跨文化間的企業(yè)行為和組織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自此開始了他對人才、人力資源和管理的研究。“這個訴訟最后在庭外解決，住友賠償了200萬美元。住友把日本的風俗、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管理思維模式和行為舉止、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帶到了美國，美國人完全不接受這一套。一個跨國公司在國外，如果不敏感，你自身的政策、戰(zhàn)略再好，也是無濟于事，最后可能還會在經濟和形象上吃大虧。這就說明，很多看起來很‘軟’的東西，背后其實有很扎實而且是不容易克服的內在傳承做支撐。”　　這些思考最后都出現在楊壯的博士論文《108家日本企業(yè)在美國》中。論文比較了日、美企業(yè)的管理風格和文化基因，結論是日本企業(yè)在制造業(yè)會取得成功，但它的金融領域至少比美國金融業(yè)慢十幾年，而且拉近兩者的差距并非易事。

　　“20個世紀80年代是日本人的天下，他們到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收購洛克菲勒中心，去好萊塢收購Columbia Pictures，一棟棟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樓所有者變成了日本人。但90年代，日本從高峰跌入低谷，至今都沒有再拾升勢。這種‘歷史’值得現階段的中國引以為鑒。”　　和財務、技術這些學科不同，管理研究的對象是有自主性的人。尤其是在中國企業(yè)逐步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的過程中，無論從領導到員工都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而且個體的差異使個性、想法都成為制度化組織無法回避的挑戰(zhàn)。在楊壯教授看來，首先是中國過往的教育體系中本身就缺乏商業(yè)經濟的教育，而針對人的研究更是匱乏。

“現在通過MBA教育，這些原來不被重視的因素引起了企業(yè)家們的關注。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我們的企業(yè)走出去可以避免很多損失。因此當前經濟變化過程中，我們的改革不應該僅僅在經濟領域里，改革應該深入到文化體系、文化思維以及教育體系。”2.在紐約聽馬克思《資本論》演講　　1987年，身處紐約的楊壯參加了一場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聚會，來自國內的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馬克思《資本論》的李青原女士是聚會的主講嘉賓，她開宗明義就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過的關于社會主義和資本市場、股票交易的關系。

　　去國懷鄉(xiāng)，是80年代那批留學生共有的特征。這次聚會使這批站在“資本主義最前沿”的留學生們對于自己與國家的命運如何結合，有了一些思路。1987年8月18日，中國旅美商學會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楊壯出任首屆主席。后來活躍在中國經濟領域舞臺上的若干精英都是這個學會的發(fā)起人。

　　“我們當時在紐約的那個大陸留學生圈子里，大家最基礎的教育、最本源的事業(yè)觀和情感形成都是在中國完成的，因此，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留在美國，他們時刻想的都是怎么做些事情，怎么回國。創(chuàng)建這個學會的目的也是要搜羅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商業(yè)人才。”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最饑渴的就是關于中國的所有信息。因此，當時凡是來自國內的官員、學者、商界人士，都被學會邀請來做演講；同時，由于懷揣著在中國建立資本市場的夢想，因此專業(yè)的美國市場人士也成為學會的演講客人。那的確是一個中國學習美國如饑似渴的時代。

　　但最近幾年連續(xù)帶領北大國際學生赴美參加畢業(yè)典禮和國際游學，楊壯教授感受到了“斗轉星移”——以前是中國人聽，美國人講；現在變成了美國人聽，中國人講，以前美國人被稱作“老美”，現在“老中”成為中國人的代號。

　　“沒有改革開放、沒有率先出去又在適當時候回來的這批留學生，中國和世界的融合進程不會這么快，效果不會這么好。那么現在，中國和世界幾乎是零距離，出國、外企離每個普通中國人越來越近，就是我們對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必須再上一個臺階的時候了。”　　12年世界大熔爐的美國生活，楊壯看到了人與人之間有多么大的不同，看到了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信仰在組織之間會發(fā)生多么顯著的正向或者負向作用。“同時，你還會看到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多么發(fā)達。它鼓勵學生獨立思考，鼓勵學生研究問題。這種開放的風氣吸引來了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而這些人才的研究和進步又進一步推動了美國本身的發(fā)展。”　　這12年的收獲還包括3個碩士學位、1個博士學位，在世界銀行的工作經歷，以及為多家企業(yè)提供咨詢的業(yè)績。繼續(xù)待下去，楊壯的美國夢只會越來越圓滿，但在那個環(huán)境里，“你的感覺是壓抑，總希望做些對中國有用的事，總希望能夠親身參與到中國的經濟里。”　　1994年，“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楊壯回國，從投資銀行、企業(yè)改制咨詢業(yè)務干起。但在外資、國有公司都做過之后，他始終感覺這并非自己心底里希望從事終身、有熱情為之奉獻終身的事業(yè)。“那段時間我反復在想我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可以放棄的是什么？還有我最適合干什么？思考之后，我明白財富不是我價值觀里最核心的部分。這樣，就能放下很多東西了”。于是，他回到美國繼續(xù)在Fordham大學的教職，并且拿下終身教授職位。

直到1998年，CCER確定了和美國國際教育聯盟合作創(chuàng)建國際工商管理碩士項目，Fordham大學作為美方26所大學的牽頭人，需要向北大國際派駐一位管理代表，而楊壯又是當時Fordham大學所有教職中唯一一位擁有終身教授職位的中國人。這樣，他再次回到中國。3.“我們需要有競爭力的人才”　　1998年，北大國際MBA正式成立，楊壯作為北大國際MBA國際院長回到了北大。此后，楊壯就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中心的老師們一起，開始了對EMBA和MBA教育的探索。

　　從作為北大國際第一位給學生講授管理學專業(yè)課的教授踏上北京大學理教107教室的講臺起，和北大國際一起走過了10年的楊壯教授說，這份與自己心底愿望相通的事業(yè)令他找到了重心。“我很享受和同學們分享他們困惑、前進、成功的過程，也對每個個體、個體與組織的互動有強烈的興趣，同時，我還希望能夠為國家做事情，在中國辦教育令我的這些‘希望’變成現實。”　　最關鍵的是，這份事業(yè)還在推動著中國的崛起。10年來，北大國際的發(fā)展、北大國際學生的進步都令包括楊壯在內的所有北大國際教授們感受到了由衷的快慰。一個經理人、企業(yè)家，到底是否能夠通過MBA這種形式得到多大的提升和升華？楊壯教授坦承，很多企業(yè)家素質不一定是MBA提供的，但是北大國際作為一個教育機構可以創(chuàng)造一種氛圍、提供一個平臺，把一些有助于學生個人、有助于社會整體長遠發(fā)展的價值傳播出去。這也是他對自己10年北大國際事業(yè)最滿意的成就。

　　在經濟學家和戰(zhàn)略學家眼中，能不能拿到“想要的東西”一定是決定于企業(yè)家是不是可以“抓住這里、那里的機會”。問題在于，怎么抓住機會？換言之，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為什么被企業(yè)家A而不是企業(yè)家B抓??？這背后必然有基于兩個企業(yè)家個體的原因。

　　就像為08E在課堂上放映的美國1929年大危機的歷史資料一樣，一個好的企業(yè)家是能夠洞悉歷史、能夠審時度勢、能夠掌握客觀規(guī)律的領軍人物，他們不會糾纏于一時一事的盈虧，而是擁有一個關于未來的系統(tǒng)性觀點。

　　和可以量化的運營指標不同，這種戰(zhàn)略觀沒有一個可以明晰描述的評判標準。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就固然產生了一批時代風云人物，但奢侈品雜志上描述的富豪人生是不是榜樣？成功是不是就是金錢？　　“這么問，誰都會說不是。但真正做的時候，又有幾個人不是這么樣想的？但當我們的MBA作為一個領導者，帶著一批人馬去拼殺的時候，純粹追求錢，就會成為掣肘。尤其是在中國這種條件下。我們需要真正進行文化的革命，改革思維模式，建立人格，培養(yǎng)力量，和其他人一起合作，我們需要有競爭力的人才。”　　在楊壯和同伴的心目中，MBA教育不僅是簡單地傳授技能知識，更是思想理念的一種交流和升華過程。自1998年作為Fordham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回到北京，與CCER共同創(chuàng)建北大國際至今，楊壯教授說自己實現了很多夢想，除了學成歸國以外，留美14年形成的對教育事業(yè)的思考也在北大國際得到了一步步實施，并且在中國、在北大這個充滿魅力的平臺上進一步充實發(fā)展。

從北大本科生到如今執(zhí)教北大，近30年的輪回，楊壯教授說：“10年前我回國加入北大國際的事業(yè)是機緣巧合，10年后北大國際能取得目前的成就，我能和這個平臺一起走這么遠，是必然。” （六）張黎：不走尋常路“選擇MBA，不是選擇一個職業(yè)，它意味著一個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選擇，成就一番事業(yè)是MBA們共同的目標。”——張黎

　　張黎張黎教授說，自己剛到CCER的時候，還沒待滿一個禮拜，就恨不得一咬牙，一跺腳撤退：“你們想，我回國后一直在外企公司做，工作方式、生活習慣幾乎已經完全外企化了。到了北大，每天中午和同事一起去簡陋的北招飯館吃午飯，整個氛圍、心境徹底改變，我就想我干脆還是回公司吧……” 張老師的話還沒說完，BiMBA的ADVANCE MARKETING課堂上，100多名同學已經哄堂大笑。這些出身外企的同學都有過從學校食堂轉換到寫字樓地下餐廳和周邊餐館的經歷。如果說同學們的轉換是從象牙塔到職場順理成章的轉換，那么張黎教授從一家香港咨詢公司離開，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來到北大加入CCER，成為BiMBA的一員，無疑是一個不走尋常路的“逆向”轉換。1.上街賣毛料的紡織廠技術員　　有學生如此評價張黎的市場營銷課，“我?guī)缀鯊膩聿惶诱n，他很風趣，上課的感覺像是聽相聲。笑過之后一琢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可不就是那么回事嘛。所以，他課堂上講的那些東西印象自然就比較深刻。”　　其實，張黎教授人生中的跳躍并不僅僅是一次從寫字樓到朗潤園的回歸。1989年，大學本科學工科、紡織專業(yè)出身的張黎大學畢業(yè)之后，就在安徽合肥第一毛棉紡織廠和安徽淮北市紡織集團開始了自己的第一工作。

　　那是一份天天和棉花、紗線、布匹打交道的工作，每天陷在轟鳴的紡機、成捆的織物里，很難把這種生活和20年后在北大課堂上“說相聲”的教授聯系在一起。但是一踏進社會就進入到相對傳統(tǒng)的紡織系統(tǒng)，而且還是在一個瀕臨困境的國企里，回憶起那段經歷，張黎教授對“基層”二字感觸良多。

　　“我當時是在非?；鶎拥募徔椆S里工作了3年。現在很難想象20年前的國企是什么樣子，而且還是在看起來很夕陽的紡織行業(yè)里。生活條件非常簡陋，冬天沒有地方可以洗澡，找個浴池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3年我在廠里做技術員，每天拿著螺絲刀和扳手，滿手的機油。產品滯銷時還跟著去跑銷售。不謙虛地說，我還一米一米地在街頭叫賣過毛料，當然是滯銷的產品。在計劃經濟占主導的時代，我在一個國有企業(yè)里里外外轉了一遍。每時每刻都在和機器打交道，天天上生產線看運轉的機器。但是那也是我了解基層社會、接受社會實踐的最寶貴3年。”　　另外一個切身的體會就是國有企業(yè)的體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計劃、市場、產品、商品還是風口浪尖的詞匯，這些經濟學范疇的討論都一一折射在張黎那3年的基層紡織廠生涯中。于是，1991年，張黎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商品學系研究生，正式開始自己從工科向商科的轉換。

人大商品學系的3年為張黎教授日后從事的市場營銷方向研究打下了基礎，他說：“本質而言，產品、商品到市場，這是一個完整的價值傳導和遞增鏈條。工科出身的人，一般都會有比較扎實的邏輯思維基礎，而數學和物理又是自然學科里的哲學，經濟學也是人文科學里的哲學。因此，雖然有這么一個轉變，但在我看來，其實是對我本科、基層3年工作和思考一種順理成章的發(fā)展。”　　1995年，獲得全額獎學金，張黎來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在人類生態(tài)學院和商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在領域內以研究扎實、教學嚴謹著稱的Dickson教授。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他在眾多申請人中勝出，于1999年被密蘇里大學聘為助理教授，教授國際零售和電子商務消費行為課程。

　　對于在美國的留學生來說，完成學業(yè)之后，獲得一份教職，幾年之后再拿到終身教授的聘書，就意味著穩(wěn)定、安逸、體面的生活就此開始。一邊做研究，一邊教書，看起來的確是愜意的“美國夢”。

　　但是，和眾多CCER、BiMBA的教授一樣，張黎還是選擇了回國，而且是在教職生涯僅僅一年之后。“我是1999年底到紐約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的時候決定回國的，一決定就行動得很快。當時已經接近2000年了，我雖然在美國，但時刻都在關注著國內的變化。10年前大學畢業(yè)時我思考的那些問題都在不斷被推動解決，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國的機制和環(huán)境在改善，另外一方面，解決問題的過程本身就存在很多機會，問題解決之后，更會產生一系列空白的市場機會。”　　10年前，中國在世界的位置還不像現在這樣被視作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救世主，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研究中國的學者大抵都明白——研究中國的問題，就是研究世界性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國的學者，在這個全球都關注的中國趨勢中，當然擁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

　　張黎教授選擇了香港作為中轉站，在一家咨詢公司從市場營銷入手，開始一步步重新進入中國市場。應該說，香港向來都是中國和世界的橋梁，在中國化的人情世故、文化傳承里，香港用國際化規(guī)范操作建立起的商業(yè)制度，與大陸的對接相對更容易。同時，香港也提供了觀察中國現狀、分析中國未來的一個獨特視角。在咨詢公司工作的兩年是張黎日后回歸CCER和BiMBA做的準備。

　　2002年，張黎教授來到朗潤園。盡管來到北大最初的一個星期，重返校園的感覺“怪怪的”，但這份事業(yè)本身的魅力還是讓他很快找到自己與BiMBA的契合點：市場營銷的專業(yè)出身，使他理所當然成為BiMBA市場和招生工作的負責人。2.中國企業(yè)需要什么樣的MBA　　作為“海龜”，張黎教授對中國、美國的體會來得更真切。這種理解也進一步滲透到他對目前中國MBA群體的分析上。MBA不是技術，不是程序，更不是公式，它實際是對一個經理人管理技能的綜合提升。盡管誰都無法否認現在的確是一個國際化的時代，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跨越文化的鴻溝遠比跨越資本、技術鴻溝難得多。

一個中國人在和自己的文化基因完全迥異的美國社會做生意、做管理或者做銷售，必須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社會習慣、風俗，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但是和本地文化的溝通又恰恰是商業(yè)制勝的核心點。

　　張黎教授認為，從這個角度分析，中國本土MBA有其獨特的而且是越來越明顯的優(yōu)勢。“選擇MBA，不是選擇一個職業(yè)，在我看來，MBA意味著一個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選擇。成就一番事業(yè)是MBA們共同的目標。因此，即便環(huán)境暫時還不是很到位，但中國是一個充滿機會、成就事業(yè)、實現自我的地方。”　　當然，商業(yè)教育的MBA水準必然和其依托的商業(yè)社會的成熟度密切相關。在一個規(guī)范、高度發(fā)達的商業(yè)社會里，其商學院教育自然水漲船高，世界頂級商學院都在美國，就是因為美國是全球商業(yè)模式、金融資本的核心。

　　“但中國改革開放也不過30年，這個過程中爆發(fā)出的不僅僅是商業(yè)操作的問題，還有很多是需要從根基上解決的問題。國內商學院其實是在整個國家的制度建立過程中一邊探索、一邊完善，這個過程可能是一個迂回前進的過程，但其中產生的經濟和管理問題對于商學院，甚至是國外商學院都有極高價值——因為中國是未來世界無可爭議的中心之一，那么中國商學院立足于中國經濟和商業(yè)環(huán)境所做的種種嘗試和探索，對國外商學院來說，就是他們了解這個市場的工具之一。”　　張黎教授已經從BiMBA招收的國際學生中看到了這個趨勢。BiMBA每年的國際學生人數都在增長，在最新的2008全職班里，國際學生已經達到了40%，如此之多的外國學生來中國，要么是希望回本國之后能夠因為這段中國經歷獲得更多機會，要么就是希望有機會在中國就業(yè)，甚至創(chuàng)業(yè)。

　　中國企業(yè)需要什么樣的MBA？在當今的社會中，當然首先是擁有先進的國外管理理念，能夠融會貫通國外先進管理經驗的人才，這是國內企業(yè)長期發(fā)展所必需的；其次是對中國商業(yè)環(huán)境、人文歷史有深刻理解的人才。做生意就是做人，管理不光是框架，不光是SWOT和FIVE FORCES，其核心本質還是人，以及這些人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和傳統(tǒng)。

　　“在教學里，BiMBA的很多課程非常本土化。我教的營銷課上選用的大部分案例都來自中國市場，哈佛、沃頓的案例確實很經典，但營銷這門學問里面，文化的、傳統(tǒng)的、情感習慣這些方面的比重比較大。尤其是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消費行為、收入水平，文化和思維方式更是千差萬別，所以我們更多地用國內一些企業(yè)的案例。營銷不只是冷冰冰的數據和模型，它在本質上是對于人的深刻了解——洞悉你的客戶、你的消費者，然后盡一切手段去滿足他們的需求，并以誠信獲得他們的滿意和長期信任，這就是營銷的本質。”　　張黎教授曾經在課堂上向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的商業(yè)其實很早就開始了，但中國的企業(yè)為什么很多都做不大？清朝的時候，中國一度擁有世界上排名前三位的世界富翁，為什么這么輝煌的商業(yè)帝國都紛紛消失了？　　“我不認為這些問題僅僅是歷史范疇的問題，這里面有中國自己的特色，五千年歷史積淀上形成的傳統(tǒng)和美國兩三百年歷史上發(fā)展起來的制度，其中的差異不是商學院能夠解釋的，也不在商學院必修課的課表上，但要在中國從商，不了解這些，幾乎很難在市場上邁出一步。這就是我們——一個在中國的國際MBA項目要提供給學生的獨特價值。”3.MBA不能成為賺錢機器　　在張黎教授的市場營銷課上，他那個剛剛4歲的小侄子可以算得上是個小明星——孩子的童言無忌往往被他拿來做例子。充滿冷幽默的童言和張老師自己相聲演員水平的描述，總是把MBA同學們逗得前仰后合，笑過之后，他的教學目的也達到了。世界，即使是MBA們所處的商業(yè)世界也不是單向的、絕對制度化的，只要一個和MBA們“存在了那么幾個代溝的小朋友”就可以用最本真的想法顛覆看似鐵板一塊的商業(yè)圣經。

“商學院就像一個塔尖，要吸收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文等等方面的養(yǎng)料，BiMBA從來都不贊成學生們最后成了只會賺錢、只追求ROI和EPS的賺錢機器。只有兼聽，只有保持對世界的寬容和理解，你才可以發(fā)現生活的樂趣，才可能發(fā)現別人所不能的機遇。”　　BiMBA曾經組織學員到山西參觀令晉商揚名天下的錢莊。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制度下，為什么是窮鄉(xiāng)僻壤的山西出現了現代金融業(yè)的雛形？最后又是因為什么樣的原因而夭折？當時的政府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發(fā)揮了什么樣的作用？錢莊的興起還和其他哪些社會變遷有關？這一系列問題對每一個在山西大院里撫今追昔的MBA學員來說，都是直擊其心底最深層次的思考——創(chuàng)業(yè)、守業(yè)和繼業(yè)，從來都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

　　“這種活動和MBA日常工作有多大的關系？會給他們帶來多大回饋？如果說市場營銷里，對品牌的投入會對公司形象和產品品質產生長遠效益的話，我們組織MBA們去這些蘊藏著無數問題的地方實地走、實地看，收到的是異曲同工的效果。一方面，BiMBA本身的教學研究已經向歷史縱深發(fā)展，視野也越來越開闊；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MBA們在和并不遙遠的歷史對話的同時，靜下心來思考自己的事業(yè)——短短100多年，曾經的輝煌和如今的蕩然無存形成了太鮮明的對比，對商人來說，共鳴都是很自然的。”　　張黎教授也承認，這種反思不可能立竿見影看到反饋，不可能很快就幫助MBA們解決了一個市場戰(zhàn)略或者并購方面的問題，更不會在畢業(yè)生的年薪中立刻體現出來。但BiMBA跟蹤高層管理班的學員，這些人來BiMBA的時候大多已經進入了企業(yè)高層團隊，但還不是最高的決策層。然而，一段時間后，很多人都先后進入了公司的最高決策層。

　　“我們通過這些追蹤調查，這些人通過‘山西大院’模式的學習之后，在工作中、生活上有了哪些變化。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目前跟蹤的結果是比較正面的，千萬不要從短期的量化回報上去看，教育的效果歸根結底還是需要更長時間體現出來。”　　由是推之，盡管BiMBA畢業(yè)生的畢業(yè)起薪在多次排名中始終名列前茅，但在營銷專家張黎教授看來，這個每每被用來比較商學院水準的指標并不是他最關心的：一畢業(yè)掙多少錢不重要，關鍵是學生今后的發(fā)展怎么樣？教育是幫助一個人成長，幫助一個人實現飛躍，BiMBA要做的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好的事業(yè)發(fā)展平臺，制訂一份可行的事業(yè)規(guī)劃。因此，最重要是看5年之后，10年之后，學生們能夠飛多高。（七） 馬浩：執(zhí)著追夢人“藝術有自身的邏輯，學術也有自己的獨立存在的理由。”——馬浩

馬浩和藹可親的面孔，沒有距離感的笑容，使得馬浩老師頗受北大國際MBA學生的喜愛。他幽默的講課風格，犀利的語言處處閃耀著他獨特的個性；讀他的作品，沒有深奧的學術語言，嬉笑怒罵處皆成文章，透露出文人的不羈和灑脫。他仿佛一個追夢人一般，沉浸在追尋過程中，流連忘返。1.誤打誤撞管理系　　選擇管理系作為自己的專業(yè)，正如馬浩說的那樣是個偶然，細細思量，或許那就是命運的刻意安排。至今回憶起當時高考的情形，馬浩都覺得一切太富有戲劇性了，仿佛一場鬧劇的上演，但自己的人生卻從那一刻悄然發(fā)生了改變。

　　高考，對于每個學子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當時，班上的同學個個都非?？炭?，希望可以考取一所好的大學。但那時的馬浩并不是這樣，相對于名牌大學，看戲和打排球對他具有同等重要的吸引力。就這樣，邊玩邊復習，高考的日子就來臨了，考完試之后，馬浩也并不著急，成績自我感覺還可以。當時是先見分數，后報志愿，這樣的話，考生成績好的話是很占優(yōu)勢的。馬浩就一邊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學校，一邊等學校來招人。

　　報哪個學校呢？看著那么多學校，馬浩心理琢磨著，要不報個北大圖書館系吧。每次跑到省市圖書館去借書，那些圖書管理員的態(tài)度真惡劣，愛理不理的，有時還沖人發(fā)脾氣，瞪眼睛。想起來就憋氣，要是能上這個系，將來說不定可以改革一下圖書館呢，看他們還那么囂張。年少時，人的思想總是那么簡單。于是，趕緊查閱招生名額。全省只招一個，還是文理兼收。馬浩覺得十分懊惱，八成是沒戲了，報也是白報。果然，北大只招了班上一個尖子去學物理，馬浩的北大夢破滅了。

　　馬浩心里甚是失落，不過沒過多長時間，就有學校主動來找馬浩了，還大多都是軍校。一看到馬浩，他們都覺得長得挺精神，很適合上軍校，都很熱情地希望馬浩能去。不過馬浩心里不這么想，軍校是不錯，出來也很神氣，但是并不是自己內心所向往的。他決定再等等看。

　　這時候，北京工業(yè)大學的一位年輕教師，為了暑假回鄭州老家能報銷費用，就順便給招生辦跑腿兒，找到馬浩家。一個勁地夸獎說北京工業(yè)大學的管理系很好，還是新專業(yè)，第四年招生，并且很多北京工業(yè)大學教授子女都在這個系，將來有前途。一聽說馬浩又是學生會主席，更是高興地說，那將來可以當干部，學管理很合適。在這位老師的一再說服下，馬浩覺得這個專業(yè)看來還不錯，將來說不定可以當個頭頭什么的，自己也一直想可以有所作為。懷抱著對將來的美好想象，馬浩來到了北京工業(yè)大學學習管理學專業(yè)。

到了學校，馬浩才發(fā)現，那位老鄉(xiāng)雖然說得那么好，原來他并不是北京工業(yè)大學出身，而是離北京工業(yè)大學不遠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yè)的，頓時有點兒小小地被欺騙的感覺。不過，有一點他說得不假，班上的同學，在中學里不是班長就是學生會主席。就這樣，馬浩開始了在北京工業(yè)大學管理系的大學生活。

　　開始上課以后，馬浩發(fā)現雖說是管理專業(yè)，但是上的課程卻與管理幾乎不沾邊。不過這也是當時的大環(huán)境決定的。那時，中國的管理教育基本上是兩條線。一類是財經類的，像人民大學、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對外經貿大學等。另一類是工科類的，比如哈工大、兩個交大、浙大等。北京工業(yè)大學的管理系也是比較早的管理工程系，1980年開始招生。前幾年，馬浩所學習的課程基本上跟機械制造專業(yè)沒有區(qū)別。雖然，各個系教基礎課的老師基本上可以說都是高人?；A化學、普通物理、公差測量、電工原理、立體幾何、機械制造，老師們講得都很精彩，但馬浩就是提不起興趣。不過幸好那時北京工業(yè)大學的圖書館管理方面的書還不少，有百十部英文原版管理學教材，一有空馬浩就泡在圖書館里看這些書，從這些書里馬浩開始觸摸到了真正的管理精髓，逐漸喜歡上了管理這門學科。

　　很快就到了大學的最后一年，這一年學校的課程加入了管理方面的一些課程，講了一些生產管理、會計、統(tǒng)計等和市場營銷相關的課程。馬浩發(fā)現自己已經“深陷”管理這門學科，可是面臨即將畢業(yè)，自己該作何選擇？工作還是繼續(xù)對管理專業(yè)的進一步深造呢？2.得克薩斯商學院絕無僅有的答辯　　當馬浩這群年輕人畢業(yè)的時候，正趕上中國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中國剛改革開放，到處呈現一派紅紅火火、干勁十足的景象。大學生作為天之驕子，國家的棟梁，尤其受到優(yōu)待。大學生畢業(yè)，那時是國家分配。畢業(yè)后的去向，對于關注改革的熱血青年來說，一般有幾條路可以選擇：最熱門的是一些既官方又學術的地方，比如社科院、體改委、農研所、發(fā)展中心等，直接參與改革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制造。還有一些當時人們想去的地方是中信、華潤、五礦，還有建國門、大北窯一帶的外企。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繼續(xù)深造。

　　問問自己內心的想法，馬浩覺得去公司上班也不啻為好的選擇，但是想象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和辦公室勾心斗角的游戲，馬浩決定放棄。還是繼續(xù)求學是自己最為喜歡的?？涩F狀是馬浩渴望的真正管理學根本沒什么研究生項目，要么是系統(tǒng)工程和管理科學，要么就是國民經濟管理。由于對前者沒有興趣，馬浩所以無奈決定放下管理，備戰(zhàn)北大經濟學系的研究生考試。幾個月辛苦努力，沒想到最后敗在了數學上，只考了52分，馬浩知道這一次又與北大失之交臂了。

此路不通，馬浩就想別的路走。1987年，馬浩來到了在中美合辦的黃河大學讀經濟管理系，開始了經濟管理專業(yè)研究生班的兩年學習。畢業(yè)前，在40度高溫下到中南地區(qū)指定考場——武漢大學參加托?？荚?。1989年，馬浩踏上了異國的土地，攻讀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qū)戰(zhàn)略管理學的博士學位。從此，馬浩終于一心一意地踏上了自己熱衷的管理研究事業(yè)。

　　可以說，幾經周折，馬浩總算是如愿以償。不過，老天似乎刻意地捉弄他，在博士論文的答辯上卻出現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狀況。

　　按照得克薩斯的規(guī)定，博士論文開題報告和論文本身都要答辯。答辯前馬浩做足了準備，在他的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里，還邀請了一位外校的教授。在5個委員一致認為開題報告可以答辯的情況下，馬浩開始陳述。沒有想到中間卻出現了狀況，答辯一時陷入了僵局。兩位資深教師在答辯時執(zhí)意認為馬浩論文中所涉及的當時剛興起的資源本位企業(yè)觀，第一不是一個理論，第二難以甚至無法檢驗。當時的校外委員巴尼教授是該理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后來被證明是該理論的首席領軍人物，在戰(zhàn)略管理學術領域如今絕對與邁克爾·波特比肩。但當時，因為只是個外人，得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的副教授，所以也不能幫上什么忙。

　　看到這種情形，馬浩只能站在那里，看著雙方在那里爭辯。雖然沒有足夠的理由讓馬浩不通過，但是爭論到這個地步，誰也不愿意讓，學術之爭的必然結果是馬浩的答辯被無辜牽連，不讓他的答辯通過。最后，雙方來了個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折中辦法，既不說通過，也不說沒通過，在表格里填了個“答辯委員會建議馬浩先生繼續(xù)工作從而提出一個更具有辯護性的開題報告”。最后不了了之，好像這次答辯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一樣！這可是得克薩斯商學院絕無僅有的一例。

　　馬浩就這樣被推遲一年答辯。1994年，好不容易熬到畢業(yè)，卻趕上跌到低谷的就業(yè)市場。這年的秋天，馬浩去了美國羅得島州博然特大學商學院管理系助理教授。馬浩沒有想到這一呆就是10年，更沒讓馬浩想到的是，10年之后他要回到北大經濟研究中心擔任老師。而這一切也離不開他10年來在博然特大學商學院對于MBA方面的積累。也許正如馬浩所說：“有時候，人根本不知道下一步飄到哪里。”3.象牙塔里的天馬行空　　從7歲上學之后就沒有出過校門，并且從沒在企業(yè)呆過，但是卻能夠將管理學講解得令深諳管理之道的資深人士信服，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兒不可思議，但是，馬浩做到了。雖然只是在象牙塔里的鉆研，但是馬浩硬是憑著“天馬行空”的本事贏得了學生們的認可和贊許。

提到馬浩老師的課程，同學們記憶深刻，特別是他詼諧中充滿智慧的授課風格，備受同學們的喜愛，也因此馬浩被MBA學生稱為“為數不多的能在全英文課上屢獲掌聲”的老師。在E08的課堂上甚至還出現了許多畢業(yè)多年的2000級、2001級校友的身影，重返校園聆聽馬浩侃侃而談。在馬浩帶領E08進行案例分析的課堂上，結合“知識經濟下公平的決策過程”案例，有同學竟發(fā)現了馬浩授課風格的“智慧”。他將“參與度、解釋、期望明確”公平決策過程的三要素運用得淋漓盡致，讓學生們心情舒暢地在不知不覺中收獲良多。

　　在參與度方面，提前兩周馬浩便將案例閱讀資料發(fā)給學生，并說明授課方式、考核方式、要求學生分成案例研討小組并準備課上演講。到了上課時則以小組為單位，由每組代表報告案例討論心得及結果。由于每個小組成員都很關注自己小組的表現，而且因為全程參與了小組討論，都全力以赴準備應對老師和同學們的提問，所以課堂氣氛異常積極活躍。

　　在解釋方面，馬浩也做足了功課，先是解釋所選案例的出發(fā)點與被選原因，以及能為學生帶來哪些收獲，然后在每個小組案例報告結束后，講解案例思想出發(fā)點、與實際管理結合的角度，并引導討論。

　　而最妙的是期望明確，在課程一開始，馬浩老師便提出一個鮮明的觀點“EMBA的學生年齡段決定了其管理思想已經基本定性，不要指望在課堂上學到立竿見影的管理技能”。這樣反而讓學生們放下壓力，以更加放松的心態(tài)參與課程，最后卻發(fā)現在談笑風生的調侃與辯論中，思想卻得到了啟發(fā)與升華。

　　歡聲笑語間，師生間的距離不知不覺間被拉近了。相處的時間久了，同學們發(fā)現馬浩老師是個“豐富多彩”的人。很難用一個方面去形容他，他就像一個“多面手”，不能簡單地去用某一個標準去定格他。有同學說他是“酒仙”：“喝茅臺半斤算起步，一斤才預熱，能喝多少不可知”；有的同學說他是書法家：“他出的書全是他自己毛筆書法寫書名，可我更喜歡他的板書，可惜他一堂課寫的板書太少了”。還有的同學說：“馬浩搞管理太可惜了，應該搞藝術才對，他涉獵音樂藝術太廣泛了，因為我也特別喜歡音樂，與馬浩這方面的交流比較多，無論是百老匯、歌劇、交響樂，還是現代音樂，甚至曲藝、電影，馬浩可不是一般的修養(yǎng)。”更為讓人驚奇的是，馬浩教授居然沒有手機，足見其另類的個性。除去這些瑣碎小事，給同學們留下印象最深的還是他那出其不意的學術觀點。

　　葉公好龍在大多數人的意識里含有貶損的意味多些，但是到了馬浩教授的眼里，葉公的形象發(fā)生了改變，他認為葉公好龍沒錯，還值得夸獎。馬浩認為，葉公好龍，可以說好的是龍之影像體現，形跡姿態(tài)，特質意境與神情氣韻。而一旦真龍現身造訪，好龍之葉公頓時倉惶而逃，不敢正視。因此，世人斷定葉公并不真正好龍，是為好龍而好龍，是為以龍為談資而好龍，或者以好龍為由另有其他圖謀。

　　即便這樣，馬浩教授認為葉公式的好龍，并沒有過錯，從增進對龍的了解和欣賞的角度來看，絲毫沒有過錯。首先，葉公畢竟是“好”龍，比那些不好龍、反感龍的人士，更應該被龍所理解與感激。因此，他認為葉公之好龍應該是比較接近龍之精髓與實質。有時遠遠地觀望，反而對龍會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旁側窺視，靜默遠觀，也許能夠跳出 “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盲點和誤區(qū)，從而更加準確地捕捉龍之意韻神情。推而廣之，作為一名MBA要想真正學到管理學的精髓，馬浩教授認為不應過于實際地把管理陷入操作層面的誤區(qū)，更多的時候要把它當作一門學科來看待，而應該有一種跳出實踐的遠觀，這樣才能把管理真正地學到精妙。

　　說完了葉公好龍沒有錯，馬浩教授還有驚人的觀點在后面呢。

　　商界經常流傳的一種說法是“顧客就是上帝”。我們經常用這句話去滿足作為一個顧客的滿足感，但馬浩教授不這么認為，他認為這是不對的，顧客并不是商家的上帝。這句話成立的唯一前提就是“商家都是活雷鋒。”但商家逐利，天經地義；很明顯顧客“上帝”，自欺欺人。如果顧客不是上帝，那么顧客到底應該是什么呢？顧客實質上就是那些按照商家的要求和指定，準時、照數、習慣性地給商家送錢的人。不掏錢的消費者不叫顧客，叫“蹭客”。不回頭的消費者不叫顧客，叫“過客”，或“一次性買主”。顧客，就是那些老主顧，老老實實掏錢付賬的“回頭客”。那商家有沒有上帝呢？有。誰是商家的上帝呢？應該說是那些決定和影響商家是否能夠正常開張營業(yè)并不斷有顧客來掏錢付賬的人、機構，或某種想象的存在。但絕對不是顧客。

　　馬浩教授就是這樣總不按常理出牌，但也許正因為如此才使得他成為同學們心目中一位思維天馬行空、行事風格另類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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