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外國專家局出國培訓管理司副司長劉燕朝介紹，外專局每年審批出去的受訓名額有4萬名，每年中央財政撥給外專局用于干部出國培訓的專項撥款是1億人民幣。但現在國外的培訓費都上漲了，一個中長期培訓項目平均所需費用是每人10萬人民幣。哈佛大學還要高，但相對于所帶來的效益而言，投入的錢還是小錢。

前不久，國家主席胡錦濤卻在訪法期間透露，中國最早的官員海外培訓計劃是與法國合作的。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前法國出口貿易促進協(xié)會。“授之以漁”勝于“授之以魚”

戈·馬蒂（Guy Marty）曾是法國前總理皮埃爾。莫魯瓦的私人顧問和法國社會黨總書記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專家組成員，現任法國對外培訓考察與交流促進協(xié)會（AFEPE）主席。

該協(xié)會的前身就是法國出口貿易促進協(xié)會，由很多已退或在任的法國政治家組成，致力于推動法國與外國（主要是中國）之間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為了適應越來越火的中國公務員培訓市場，他們逐漸把精力集中在干部培訓業(yè)務上，干脆把名字也改了，還聯(lián)合了許多專家學者成立了一家專門的培訓學院——歐洲對外高級干部培訓進修學院。

在歐洲對外高級干部培訓進修學院的理事會和指導委員會名單上，有聯(lián)合國前任副秘書長安托尼。布朗卡Antoine Blanca　，教科文組織科學顧問馬克。阿爾布依（Marc Albouy），法國前議員、現任“地中海儲蓄銀行”經理的弗朗西斯。昂佩（Fancis Ampe），以及前澳門總督，前總理新聞處主任等等。

從1991年開始，中國中央各部委開始委托戈。馬蒂的協(xié)會培訓自己的官員。當時的中方合作伙伴是外國專家局，合作之初，中國的外國專家局只是接受法國專家到中國服務，后來慢慢開始派送中方人員到國外進修受訓。

培訓的主題很廣泛，從葡萄的種植到法國農業(yè)市場的情況，從超市的運作到大型企業(yè)的管理。培訓費用由北京各委托部委支付。

翻開對外培訓交流促進協(xié)會的培訓內容清單，在《國家的行政組織及管理》的課程中列有“法國的公共職能部門的總體組織結構”，“總統(tǒng)府及總理府各部門日常的關系”，“法國的稅收制度及增值稅”，“所得稅管理和監(jiān)察的工作經驗調研”等七、八項課程，在《國際事務》課程里有“歐盟經濟和貿易政策”，“世界貿易組織和中國”，“世貿組織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沖擊”等。

馬蒂先生介紹說，他們所培訓的既不是理論，也不是技能，而是一種方法。他們以法國政府或企業(yè)所遇到過的真實問題為案例，請行業(yè)專家甚至是當事人進行分析，力爭在短時間內就某一難題給受訓的官員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解決方案。而且專家們不只給出具體的解決方案，還給出法國人的思維方式，也就是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的邏輯體系。理論之外，法方還安排學員到對口的政府各部門參觀，實習，以便使學員建立起直觀的印象。這種方式與其說是實際管理知識上的傳授，不如說是觀念和思想方法上的交流。

“我知道有一個商務部的官員受訓回國后馬上被提拔為他們單位的第一把手。”馬蒂回憶說，“但我們受到的最佳褒獎就是15年來我們持續(xù)不斷地收到中國政府高級別的培訓委托，共計有6萬天的培訓日，培訓了4000多中國人，其中約1／5來自中央政府，4／5來自地方省市。1999年中國國有企業(yè)體制改革時，政府還派來了好幾批官員受訓，學習法國政府如何管理控制國家企業(yè)，怎樣成功地操作國有企業(yè)私有化過程。”馬蒂表示協(xié)會原來只是被動地接受中方的要求，現在他們開始總結整理法國政壇和社會的新經驗并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設計了一些新的課程推薦給中方。或者為中方的企業(yè)領導者提供一些到法國大企業(yè)實習的機會。

海外培訓要博采眾長

劉燕朝說：“我們并不希望都去美國，但由于我國受訓人員語言水平的限制，出于成本和效果的雙重考慮，安排在英語國家的多些。”

哈佛的肯尼迪學院專門培養(yǎng)各國政要，美國也樂于培養(yǎng)一些熟悉了解美國的中國政府官員，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局限于在一個國家受訓是我們極力要避免的，假如我們只在美國受訓，把我們的干部變成美國體制或管理方式的一個翻版，怎么行呢？”劉燕朝說，因此，“在培訓上我們要博采眾長，了解學習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先進經驗。”

“目前在職的省部級干部90%以上有在國外受訓的經歷，一些省級領導就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學院受訓的中國高級干部之列。”他還透露我國政府官員接受過出國培訓的從最高級的政治局常委到一般的地市級干部都有，“這是很大的一個人才儲備庫。”

劉燕朝認為，歐洲的很多國家在培訓方面的經驗也不輸于美國，像德國的西門子、日本的AOTS以及法國的一些機構也資助過我國的培訓項目，主要是在經濟界。但最重要的是這些方法還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比如我國現在的個人所得稅法是學習英國的，但這并非生硬照搬英國現在的稅法，因為結合我國現在的情況，英國市場經濟發(fā)展初期的個人所得稅稅法更合適，現在英國的稅法已經變了。“

馬蒂也認為對于中國干部培訓，暫時還不存在政府間的競爭。“中國對公務員進行培訓的需求太大了，哈佛每年也只能培訓50多個人。”他認為歐洲，尤其是法國跟美國那種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一樣的，“在美國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我們更注重社會各方經濟力量的調和及平衡，你可以稱做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我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很可能更像歐洲而非美國。”馬蒂頗為自信地說。

歐美和日本等非常希望中國的官員能熟悉了解他們本國的情況，這對他們爭取和維護自己在中國各方面的利益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而參與中國官員的培訓無疑是最好的途徑之一。

劉燕朝舉例說，日本的AOTS曾經一度停止了培訓項目，但當他們發(fā)現委托培訓的干部中有部分被委以要職后，即要求恢復原來的培訓。

對于以官方名義送出國的培訓干部，國家有嚴格的審核標準，而且每個團回來后都要遞交一份學習報告給外專局。審核的原則是國家重點項目，地區(qū)和行業(yè)重點項目，“像‘軍轉干部的安置問題’這種我國特有的問題有什么必要和理由出國學習呢？還有‘公務員等級制度’諸如此類巧立名目公費出國的培訓項目我們是‘格殺勿論’的”。劉很堅決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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