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定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從此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把我國的各項事業(yè)帶入到一個新的歷史發(fā)展階段。回首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我們在看到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發(fā)現不少“摸著石頭過河”時遇到的問題?？偨Y30年發(fā)展的基本經驗，對我們繼續(xù)堅持走市場經濟之路有重要意義。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佐軍就中國改革問題撰寫了一組文章，本報從今天開始陸續(xù)刊登，敬請留意。

　　“十年內亂”后的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瀕于崩潰，人均ＧＤＰ僅為148美元，遠低于當時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與部分發(fā)達國家人均ＧＤＰ超過1萬美元以上更是相去甚遠，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窮困的國家之一。

　　以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中國毅然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30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fā)展成就，迎來了中國歷史上又一黃金發(fā)展時期。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ＧＤＰ增長了57．8倍，年均增長9．7％，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經濟平均3％左右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四；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了85倍，上升為世界第三；國家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上升為世界第一；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34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27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2000多萬。這種大國持續(xù)高速發(fā)展的態(tài)勢被國際上許多人稱為“奇跡”。

　　究竟是什么原因帶來了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快速發(fā)展？這是一個引起國內外無數人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按照增長經濟學的思路，ＧＤＰ的高速增長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共同帶來的。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土地投入和資源投入等；要素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可將制度改革、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等都包括在內。

　　最近樊綱等人用2005年的ＧＤＰ和各方面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出：過去20年平均每年9．5％的經濟增長中有5．5％來自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投入等要素投入的增長，其余4％（最近八年是3．7％，前十多年是4．3％）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近美國布魯斯基金會的一項研究也發(fā)現，中國的制造業(yè)在過去2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26％。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可主要歸結為制度改革。

　　筆者認為，這種分析思路夸大了要素投入、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縮小了制度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原因是它顯著降低了制度改革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制度改革與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并不是處于同一層次，它處于影響因素“金字塔”的塔尖，對其他影響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僅要素優(yōu)化配置取決于制度改革，而且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等）取決于制度改革，同樣結構變化或分工深化也取決于制度改革。

　　增加要素投入在任何體制下都可以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也可以大規(guī)模投入土地、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但為什么沒有帶來市場經濟體制下同樣的發(fā)展效果？原因是市場體制下的要素投入配置更合理，要素投入的產出更高，要素的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源提升、金融深化等）更快，而計劃體制則因為產權不清晰、價格信號不靈活、信息不對稱、激勵不兼容等而達不到同樣效果。因此，所謂要素投入對經濟發(fā)展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體制的市場化改革。

　　同樣，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勞動力轉移等結構變化導致經濟發(fā)展也是表象。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勞動力轉移等結構變化都是分工深化的具體表現：工業(yè)化是分工在產業(yè)和產品方面的表現，城市化是分工在區(qū)域人口分布方面的表現，勞動力轉移是分工的動態(tài)形式。分工深化有兩大效應：一是按照斯密的說法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二是可以使勞動力和人口各得其所，但分工深化同時會增加交易量和交易成本。要想獲得較好的分工效益，就必須降低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必須依靠制度改革。因此，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勞動力轉移等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發(fā)展必須建立在制度改革的基礎上。

　　按照筆者提出和倡導的“人本發(fā)展理論”，中國的高速發(fā)展主要源自制度改革。正是不斷深化的制度改革，促進了資源優(yōu)化配置、資源升級和分工深化，不斷滿足了大多數人，依靠了大多數人，激勵或引導了大多數人，裝備或提升了大多數人，安置或優(yōu)化組合了大多數人，通過人的作用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fā)展。

　　總之，30年的持續(xù)制度改革，調動了中國大多數國民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形成了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基本動力。中國經濟的持續(xù)高速發(fā)展歸因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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