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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看吧，當你抱持著一種搖擺不定的價值觀念，懷揣著一種功利主義的思想，并忽視基本的誠信與道德，就必定會使得世風日下、民風敗壞，把整個組織的文化全都搞亂了。這就好比你整個法律的實施靠的是一種酷刑，靠的是一種嚴格的考核，靠的是一種完全功利的獎勵，于是，人們正是出于遵守法制，出于眼前的貪欲和恐懼，所以就會使得整個社會或者說整個組織變得“免而無恥”、寡情薄愛，投機鉆營、溜須拍馬之風盛行。就質量文化變革而言，這實際上也將成于制度、毀于制度。

司馬遷曾經說過：“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本褪钦f，任何法令都是用來保護制度實施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壞其實并不在于法令。這實際上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如果我們僅僅是以法令為標準，以標準為標準，以技術為標準來設定我們整個的一個質量管理的制度，再加以考核、評估和獎懲來保證制度的實施，實際上就是為了制度而制度，把本末倒置了。

換句話說，我們僅僅是為了貫徹和實施某種質量體系的標準，僅僅或者錯誤地想通過這些體系和標準來獲得質量，卻不知道質量為何意的話，那么，我們實際上只是在維持一種單方面地配合了某種抽象的要求，并不得不以考核，甚至于罰款來維系的制度。這在本質上與商鞅之流也是沒有什么區(qū)別的。

其實我們的孔圣人早就對此有過經典的闡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憋@然，對于這兩種制度控制的方式，他是批判前者而贊賞后者的；前者雖然見效快，但由于靠的是權力和處罰，很容易使人們發(fā)揮貪婪和懼怕的功能，演變成表里不一、言行二分的“兩張皮”狀況，并形成“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心態(tài)，從而使得“八榮八恥”無從落實、扎根。反觀后者，建立制度的精神就在于“德”，所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強調制度、習性和道德規(guī)范的建設一定要合乎“禮”，要能夠使人們自覺自愿地“有恥且格”，并由衷向善，所謂“克己復禮”。

面對這兩種不同的制度，許多人卻對我說：楊老師，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吧，難道這兩者之間不能兼容嗎？這反倒讓我發(fā)現自己也正在沿襲著黑白分明的“斗爭哲學”。是啊，如果從質量管理的成熟度模式去思考，你會發(fā)現，孔子所倡導的“政”、“刑”、“德”、“禮”實際是一個完整的、相生相克的解決方案。

而現實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也向我們昭示，我們的圣人實際上是設好了一個局讓你鉆的，你不把那些只言片語串起來并融會貫通，是無法揭示他老人家隱藏著的那個大問題的，那就是，我們整個國家也好，組織也好，你的使命、愿景和所倡導的基本的價值觀是什么？這才是核心。因為所有的制度都是為了實現這些東西的。否則，將會像商鞅變法這樣，把在其他六國都實行過的政令用于秦國，并根據這些要求而變更秦國的制度，以最終達到消滅六國的目的。

毫無疑問，秦國能夠迅速崛起也正是得益于商鞅的這種“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做法。但也因此使得整個秦國原來淳厚質樸的民風蛻變成了一種寡廉鮮恥的風氣。所以，秦孝公去世不久，商鞅便被施以車裂之刑，其家族也被滿門抄斬。這實際上也是歷史對商鞅刻薄少恩、極端功利主義的做出的回應吧！任何事，失去了“道”，而執(zhí)著于“術”，都難免會讓“商鞅變法”式的結局重演。就質量工作而言，不難發(fā)現，許多組織還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效仿商鞅的種種做法，而且還頗有得意之筆，因為短期內馬上產生了效果，卻沒有思考長期該怎么做。質量管理，畢竟是人的問題，而非技術活動，是每個人的日常工作而非個別人的應景之作，它是一種言行一致的習慣，誠信負責的態(tài)度和“第一次就做對”的生活方式。顯然，這是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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