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后來三鹿奶粉事件被曝光，媒體可能還在熱炒網(wǎng)民如何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匯源這個民族品牌。要不是再后來華爾街發(fā)生了百年一遇的大動蕩，境外媒體也一定會給中國奶粉事件更多的關注。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三鹿救了匯源，華爾街救了三鹿。


但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具體到三鹿這家企業(yè)，它已經基本上沒人能救了。


也不應該救。

我一直認為，我們很多大企業(yè)在產品質量方面屢屢出現(xiàn)問題，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我們的犯罪成本還不夠高。僅靠央視每年一臺315晚會曝曝光是不夠的，僅僅因為被曝光而影響幾個季度的利潤也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大幅度提高企業(yè)和相關個人的犯罪成本，同時讓全社會知道：有些錯誤犯了還可以有改過自新的機會，而有另外一些錯誤一旦觸犯，前面基本上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死路。

從本質上說，犯罪成本是兩件事的乘積：一個是犯罪的絕對成本，另一個是犯罪后被逮著的幾率。

我記得以前我在哈佛大學讀本科的時候，當時的經濟學教授薩莫斯先生（后來曾任克林頓時期的美國財長）曾經在課堂上講過一段話。他說，治理小偷盜竊這個社會問題有兩種思路。一種是花無數(shù)納稅人的錢雇無數(shù)警察買無數(shù)攝像頭，另一種是不雇警察不買攝像頭但是規(guī)定凡是盜竊者一旦被發(fā)現(xiàn)，只要盜竊金額超過100美元就直接被判死刑。

薩莫斯教授這里提到的兩種解決盜竊問題的思路影響的正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公式的兩個變量。前一種是影響的是犯罪后被逮著的幾率，后一種影響的犯罪后需要付出的絕對成本。拋開社會倫理和情感因素不談，僅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后者顯然是對全社會來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一種做法。

回到三鹿事件，我認為無論是對三鹿還是對事件中涉及的其它企業(yè)，政府相關部門都不應該試圖通過大事化小對它們施以援手。對相關責任人該追究刑事責任要追究刑事責任，對企業(yè)該追究民事責任要追究民事責任，該判巨額賠償就判巨額賠償，哪怕這意味著某些企業(yè)要出現(xiàn)巨額虧損甚至因此而倒閉。世界上本沒有圣人，特別是當利益誘惑足夠大的時候。這個時候，只有讓犯罪成本足夠高，才能沖抵足夠大的利益帶來的誘惑，使有心犯罪的人變得自律起來。

我有四個比較具體的建議：



l 我希望看到消費者勇于堅持用腳投票，讓更多的企業(yè)知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l 我希望看到奶粉事件的受害者通過合理的民事訴訟程序開啟民事訴訟巨額賠償?shù)南壤?，受害者家屬的獲賠金額不能永遠都是幾萬元、頂多幾十萬元。這對提升中國企業(yè)的責任意識會有非常長遠的意義。



l 我希望中國的相關政府部門以后再也不要一會授予這個企業(yè)名牌一會允許那個企業(yè)免檢。這都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能相信誰、不能相信誰都不應該由政府部門說了算，而應該讓市場和消費者決定。政府應該做的就是確保消費者在問題出現(xiàn)之后及時得到警示和忠告，同時確保那些觸碰了道德和法律底線的企業(yè)和個人及時受到應有的懲罰。



l 這次在食品安全方面暴露的問題同樣適用于環(huán)保。我希望我們把兩方面的問題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兩方面的犯罪成本都要大幅度提高。今天我們應該允許某些大企業(yè)因為食品安全方面發(fā)生了重大問題而走向衰落，未來我們同樣應該允許某些大企業(yè)因為環(huán)保方面發(fā)生重大問題而倒閉關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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