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先生最近在《財經》雜志上發(fā)表文章，系統表述他宣稱的“第三條道路”，并自信地認為，只有他和他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才能有效應對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盡管充滿著違背事實的結論和沒有根據的政策藥方，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機之后的一種流行思潮，特別是因為它出自一個國家的總理，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值得我們認真地對待。

陸克文先生的全部觀點和自信基于一個粗淺而失實的觀察:全球經濟危機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因為放棄監(jiān)管以及由此而來的市場失靈。正是在這一點上，陸克文先生大錯特錯。

政府失靈導致的危機

在文章一開始，陸克文先生就用政治家在選舉集 會上的常用手法，武斷地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歸咎于 “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先制造一項莫須有的罪名，給自由主義經濟學貼上小丑或奸臣的臉譜，再將公眾的不滿與失望引向這個假想敵，接下去進行的是道義而非學理的審判，反正公眾已找到泄憤的對象，不再關心事實的真相與邏輯的嚴密了。

陸先生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源于無監(jiān)管市場至上的核心理論信仰”，只有對經濟學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自亞當·斯密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從未主張過不受約束的市場。斯密認為，離開政府，市場無法有效發(fā)揮配置資源的功能。斯密所定義的政府職能包括國防、建立和維護以保護私人產權為核心的法律體系，以及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將監(jiān)管列入公共品的話，斯密的意思非常清楚，市場交易活動必須符合法律和監(jiān)管的要求。除了國防、司法和公共品這三個領域，斯密認為，無需政府干預，在自身利益驅動下的個人能夠通過自發(fā)和自愿的交易，實現資源的社會最優(yōu)配置。政府的職能不是協調、指導或者管理市場交易，而是建立和保護市場交易的基礎——私人產權，沒有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市場就變成戰(zhàn)場，暴力而不是價格決定資源的配置。

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基本保持了斯密的傳統，弗里德曼在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時指出，政府所掌握的強制性手段或社會公器具有“雙刃劍”的性質，可以用來保護產權，也可以用來剝奪人們的產權。政府也是理性經濟人，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很自然地要利用手中的公器謀求自己的利益。為減少這樣的副作用，弗里德曼主張，社會應該保持一個盡可能小的政府，公眾要對政府實施有效的監(jiān)督。

陸克文先生不僅自制了一個子虛烏有的“新自由主義”妖魔，而且斷言它就是當前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眾所周知，這場金融危機的源頭是美國的房地產泡沫，而資產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聯儲。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聯儲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間執(zhí)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科技泡沫和“9·11”恐怖襲擊等重大事件前后，為穩(wěn)定資本市場而多次大幅減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 “格林斯潘期權”。在“9·11”之后，美聯儲更將基礎利率降到了戰(zhàn)后最低的1%，并保持低利率達兩年多之久。

低利率刺激了美國公司和家庭的借貸，在格林斯潘任職的十八年中，金融機構的杠桿率（負債率）不斷攀升；而家庭的儲蓄率則不斷下降，從1990年代初的平均8%，下降到格里斯潘離職時的零左右。信貸的泛濫造就了經濟的虛假繁榮，在次級按揭的推動下，房地產泡沫不斷膨脹。然而借錢買來的景氣無法持續(xù)，泡沫破滅之時，金融機構少得可憐的自有資本瞬間被巨大的投資損失所吞噬，微不足道的儲蓄根本無法緩沖房價暴跌對家庭財務的打擊，除了破產，借債成癮的金融機構、企業(yè)和家庭再無其他出路。

低利率人為扭曲了資金價格，導致美國及西方經濟的過度負債，金融機構和家庭的資產-負債嚴重失衡，這是當前經濟危機的最根本原因。金融市場系統風險的上升是表，實體經濟的嚴重失衡是里。華爾街的金融創(chuàng)新不過是推波助瀾，而根子卻在華盛頓（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事實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先有次級按揭，然后才有CDO之類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先有美聯儲的低利率，然后才有次級按揭。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政府失靈加市場失靈，兩類失靈絕不可并列，前者為主，后者為次；前者為源，后者為流。

陸克文總理承認這個事實，但他指鹿為馬，將格林斯潘定性為“新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信奉市場至上，他們的失敗就是市場的失敗，一個明確無誤的政府失靈就這樣變成了市場失靈。陸先生要么對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缺乏了解，要么就是有意誤導他的讀者。

在貨幣供應的問題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向反對中央銀行的自由裁量權，一再警告人們注意，將貨幣供應交給少數幾個人管理是非常危險的。弗里德曼用大量翔實的數據說明，在美國的歷史上，貨幣供應的波動引起經濟的波動。這一發(fā)現使人們認識到，貨幣政策實際上是經濟波動的發(fā)生器而非穩(wěn)定器，從根本上破除了運用貨幣政策熨平經濟周期的迷信。為了消除振蕩的根源，必須穩(wěn)定貨幣供應，而對貨幣穩(wěn)定威脅最大者，莫過于所謂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即由幾個聰明的大腦，根據經濟的形勢，自行決定貨幣的供應量。為了防止 “聰明大腦”搞亂貨幣供應，哈耶克主張某種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則堅持貨幣供應的固定規(guī)則，比如說每年3%，大致等于GDP的實際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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