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自檢】 對于為官的人來講主觀上都想像曾國藩那樣有所作為，不做“腦滿腸肥之達官”。但是一入仕途，尤其是位高權(quán)重時，卻有許多棘棘手的事情纏身，決斷去從十分難以權(quán)衡。哪些事情該辦，哪些不該辦，哪些事怎么辦，辦到何種程度等等，都是十分費解的難題。對此，曾國藩總結(jié)出一套 “為政務(wù)持大體”的居官之道。 整頓官場積習(xí) 早在當(dāng)京官時，曾國藩便對官場的腐敗風(fēng)氣極為不滿，但那時想改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F(xiàn)在既然有地方之責(zé)，就著手辦這件事。軍情變幻莫定，全面整頓吏治雖然辦不到，但風(fēng)氣須改。曾國藩把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入手辦法也是多方面的。1860年6月14日，也就是署理兩江總督剛剛一個月，他就專門寫下飭令三條給總督衙門的巡捕、門印、簽押，這飭令的內(nèi)容大要如下： 凡為將帥者，以不騷擾百姓為第一義。凡為督撫者，以不需索屬員為第一義。督撫與屬員交涉，以巡捕、門印、簽押三處為最。明日起早經(jīng)過地方，即是與州縣交涉之始。茲特嚴(yán)定條約，愿巡捕、門印、簽押敬聽而牢記之。

第一，不準(zhǔn)凌辱州縣。人無貴賤賢愚，皆宜以禮相待。凡簡慢傲惰，人施于己而不能堪者，己施于人，亦不能堪也。往常見督撫過境，其巡捕、門印、簽押即委員等，見州縣官，皆有倨侮之色、嚴(yán)厲之聲，實可痛恨。今當(dāng)痛改惡習(xí)。

第二，不許收受銀禮。凡收人禮物，其初不過收茶葉、小菜之類，漸而收及鞍馬、衣料，漸而收及金銀、古玩。其初不過投贈之情，漸而笑索授意，漸而誅求逼勒，賄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巡捕、門印、簽押，務(wù)各自愛，不準(zhǔn)收受絲毫禮物。倘有隱瞞收受者，重則枷號棍責(zé)，輕則遞解回籍。

第三，不準(zhǔn)薦引私人。凡巡捕、門印、簽押，勢之所在，人或不敢不從?；蚱溆H族，或其舊識，或薦至營盤，或薦入州縣衙門，縱有過失，互相袒護，為患甚大。自此次告誡之后，概不準(zhǔn)薦人入將領(lǐng)之營，入州縣之署，亦不準(zhǔn)各營各署收受。

以上三條，巡捕、門印、簽押三處，各寫一分，貼于座右。如其自度不能，即趁早告退；若其在此當(dāng)差，即小心凜遵。

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湘軍將領(lǐng)們自然非常高興，曾國藩自宿松赴祁門，沿途經(jīng)過楊載福和彭玉麟水師，事先寫信告誡楊載福迎接時不要講排場：

國藩赴水營，請閣下告誡各營，無迎接，無辦席，無放大炮。除黃石磯三、五里外，上下游各營，均不必稟見。方今東南糜爛，時局多艱，吾輩當(dāng)屏去虛文，力求實際。整躬率屬，黜浮崇真。

不料各營仍有大搞迎接排場的，曾國藩再度寫信給楊載福、彭玉麟：

十二復(fù)雪弟一緘，十四復(fù)厚弟一緘，皆言力戒官樣、黜華崇實之事。茲國藩于十六日抵橫壩頭，各營迎接已極熱鬧，特此專布，懇兩君嚴(yán)戒各營，禁止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等，千萬之懇。

曾國藩要求屬下地方官要勤、儉、廉、愛民。為此他不厭其煩地一再告誡屬下地方官。還是前面所說的批馮卓懷的稟文，他又寫道：

辦事之法，以五到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xiāng)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rèn)真看公牘也。手到者，于人之長短，事之關(guān)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诘秸?，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

在給其他地方官的批札上，他寫道：

為政首在愛民。此時安撫災(zāi)黎，尤須心誠。

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該署令頗能從此著力，案到即辦，是勤于治事也。嚴(yán)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醫(yī)者攻治邪毒，即所以培養(yǎng)元氣。但須察得仔細，辦得真耳。

唯儉可以養(yǎng)廉，唯勤可以生明。此二語是做好官的秘訣，即是做好人的命脈。臨別叮囑之言，千萬勿忘。

勤、廉二字，系為政之本。平日必須于此二字認(rèn)真體會，俾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自有一種卓然自立之象。望努力圖之，并告諸同年，無負我初心也。

勤、廉二字，看似平淺。實則獲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愛戴，即襲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講廉字，須從儉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氣宜輕。欲講勤字，須從清理詞訟下工夫。當(dāng)限定每日訊結(jié)幾起，作為自己工課。

1861年8月27日，江蘇陽湖士人趙烈文到曾國藩大營，他在日記中寫道：

聞營弁言營中規(guī)矩甚嚴(yán)，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營中無一人吸食鴉片者。合營辦事及供役，悉用官弁，無私從一人。應(yīng)酬簡易，巡捕官白事，長衫而已。帥（指曾國藩）亦躬尚約素，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與士卒臥起同時，不茍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聽，更號有違誤者，亦不加嚴(yán)責(zé)，好語訓(xùn)誨而已。民間辭訟，雖細必親，小民直至督轅遞呈，無一錢之費，其忠清艱苦，至于如此，可為流涕。

此情此景，讓小才子趙烈文十分感動，他在日記中企盼上天垂鑒這樣的大臣，停止戰(zhàn)亂，則老百姓實受其福。又說象曾公這樣的人即使沒能成功，其人也可以千古不朽。曾國藩向來優(yōu)待士子，就便懇請趙烈文入幕，趙烈文先上了一份萬言書，然后欣然入曾國藩幕，以后成為替曾國藩起草章奏和機密文件的心腹幕僚。

首要之地，為官當(dāng)守六大原則

歷來做官有許多講究。本來，根據(jù)各地差異，做官之地有“沖”、“繁”、“簡”、“要”的區(qū)分。一般的官員，多選擇“繁”、“要”之地，因為繁要之地雖說責(zé)任大些，但權(quán)力大，利益多，容易出成績。而“簡”、“沖”之地要糧無糧，要錢無錢，而且，越是貧困，越是盜賊峰起，斗殺成風(fēng)，官員不但升發(fā)無望，反而多以不稱職降革。清朝康熙年間有名的清官于成龍，在廣西一個縣為官十余載，雖掙得清廉之名，而且生當(dāng)康乾盛世，朝廷倡導(dǎo)清廉，但于成龍不幾年即病死。一百多年后，胡林翼在貴州做官道臺，后來寧愿當(dāng)幕僚，也不愿在那里干下去。這是兩個很典型的例子。

直隸屬于另外一種情況，既屬于天子腳下，又屬于地方官。這種地方，達官顯貴，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問題。曾國藩非常精通為官之道。認(rèn)為首要之地，為官更當(dāng)勤苦耐勞。他赴京途中，在為高官“三不主義”基礎(chǔ)上，又體晤出“六項原則”。這六項原則就是針對直隸而發(fā)。

第一是平爭，即平息爭執(zhí)。直隸的官不好做，主要在于朝廷養(yǎng)的眾多御史就在眼底，通天的人太多，因此稍有動作，即會引起別人的議論。曾國藩奉行的原則是平息爭執(zhí)，也即只做不說。別人怎么說，自己也不參與。

第二是因勢。中國有個傳統(tǒng)，喜好翻前人的案，凡前任官所為，不管對錯，后任總要詆毀一番，以示自己高明。曾國藩給自己定下因勢的原則，即是肯定前任的成果，在此基礎(chǔ)上再施拳腳。

第三是善習(xí)。

第四是從俗。中國幅員之大，各地區(qū)的風(fēng)土民情有很大不同，當(dāng)政者不能要求整齊劃一。相反，善于利用當(dāng)?shù)氐娘L(fēng)俗民情以施加教育，往往容易成功。曾國藩因此定下從俗的原則。

第五是便民。便民即不與老百姓為難。不了解下情的官僚，往往朝令夕改，并且很少符合實際情況。曾國藩認(rèn)識到，好的政策往往是對普通百姓有利的，因此容易受到擁護，實行起來有基礎(chǔ)。

第六是救弊。天下的政策、法令、條規(guī)、制度，大概設(shè)立時總有許多充足的理由，但實行時間長了，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再用這些去衡量就會出現(xiàn)偏差。因此，要改變不盡合理的東西。

曾國藩認(rèn)為，自己平生以“不參與、不稱職、不遑”為高官不敗之三大法寶，如果再嚴(yán)格品味，執(zhí)行“六項原則”，那就不會有失敗了。他的日記中寫道：

思古圣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爭、因勢、善習(xí)、從俗、便民、救弊。非此六者，則不輕于制作也。

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為體，禹墨為用，以不與、不遑、不稱三者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于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直隸總督當(dāng)時署衙設(shè)在保定。曾國藩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七日抵達保定。這時本省司道一級官員早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開始，曾國藩接見直隸地方官，直隸各州縣，每十人為一班，共計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見完畢。二十九日，又接見提鎮(zhèn)等武職官員，前日未能接見的州縣以及教職官員也都安排在這一天。稍晚時分，他又接見佐雜十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見，佐雜立見，“至午正方畢，殊以為苦”。

有了感性認(rèn)識，曾國藩隨后開始清查各官履歷。對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參劾掉的官員，曾國藩不但將其歷年政績查閱一番，而且還親自微服私訪。曾國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讓自己的名聲在直隸丟失。因此，對要參劾的劣員，他研討再三，審之又慎，他說自己“連日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

本著吏治為先的原則，曾國藩在審慎地參劾提拔一批以儆官方的同時，著重從勸導(dǎo)、訓(xùn)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三更不眠，在枕上作勸誡州縣官廳聯(lián)：

長吏多從耕田鑿井而來，視民事須如家事；

吾曹同講補過盡忠之道，凜心箴即是官箴。

作畢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點乃入睡。

第二天，他對昨天所做聯(lián)不甚滿意，于是改作一聯(lián)：

念三輔新離水旱兵戈，賴良吏力謀休息；

愿群僚共學(xué)龔黃召杜，即長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國藩向來作聯(lián)作詩，每每苦吟不輟，他雖然說“由才思遲鈍之故，亦過于愛好也。”實際是求盡善盡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復(fù)思之，纏繞不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作一聯(lián)，云：

隨時以法言巽語相規(guī)，為諸君導(dǎo)迎善氣；

斯民當(dāng)火熱水深之后，賴良吏默挽天心。

第三次改定。

曾國藩對整飭吏治確實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將官廳二幅對聯(lián)寫好后不勝疲倦，說自己“用心太過也”。

他還馬不停蹄，巡訪各州縣。州縣地方的條件自然比不上總督衙門，時常有臭蟲、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覺。這時，他又拿出恢諧的本領(lǐng)，將白香山的詩句略作改動，說：“獨有臭蟲忘勢利，貴人頭上不曾饒”。

京信常通，三種情況不上報

現(xiàn)代社會信息渠道很暢通，但信息垃圾也害人不淺。因為行色匆匆的人們很難把各種信息進行過濾、篩選，而那些有價值的信息又一時捕捉不著。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個信息不發(fā)達的社會，但官場的規(guī)矩還是有的，其中之一即是《一翦梅》中講的“京信常通”，曾國藩在此基礎(chǔ)上又加上“不忘從最高處討風(fēng)信”的處事之道。

《一翦梅》四首：

其一云：

仕途鉆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

其二云：

大臣經(jīng)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其三云：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其四曰：

無災(zāi)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后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

曾國藩赴任直隸總督前，照例要覲見同治皇帝及兩宮皇太后。曾國藩也急于了解朝廷將他調(diào)任直隸的意圖，以及朝廷最關(guān)心的問題，以便于自己有所遵循。俗話說，萬事開頭難，如果有了最高指示，也就逢難易解了。

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 3天，曾國藩三次覲見皇帝、皇太后，他從中了解到，朝廷最關(guān)心的是練兵，保衛(wèi)京師安全。

同治六年，小皇帝責(zé)備曾國藩近來奏報少了，他回奏說：我自從參與軍事，幾年以來，向朝廷呈上的奏章非常少。之所以這樣謙謙自守，也是有原因的：

第一是不輕易地將謠傳之言上奏朝廷。例如最近賈臻上奏朝廷說已經(jīng)收復(fù)廬州，袁甲三奏報說已經(jīng)收復(fù)巢州，都是把探子的無稽之談作為向朝廷報告的真憑實據(jù)的例子。還有，有時太平軍的蹤跡尚未接近，我軍之中便相互震驚，動輒以發(fā)現(xiàn)和接近10萬、20萬太平軍的消息向朝廷上奏，這更是足以惑亂軍心而使大的決策失誤。我從不憑借探子的報告就向朝廷上奏，是因為我不愿意用謠傳之詞而淆亂朝廷的視聽。

第二是不將尚未確定的事情輕易向朝廷上奏。一般說來，凡屬大股強悍的太平軍到來，在開始的時候常常是形勢萬分危急的，如果能夠堅守支持一段時間，后來就會漸漸地趨于安穩(wěn)。例如去年黃文金向內(nèi)地進扼，攻陷七縣，我軍堅持了3個月，我僅僅綜合成四個奏章向朝廷匯報。去年冬天徽州被圍，苦戰(zhàn)9次，堅守了將近一個月，可是我僅僅向朝廷上奏了2次。我不愿意用尚未確定的事實，以增加朝廷的憂慮。

第三是不將尚屬計劃中的設(shè)想輕易上奏朝廷。戰(zhàn)爭情況瞬息萬變，是勝利還是失敗，很難通過計劃進行預(yù)測，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大營多次上奏朝廷說金陵指日可克，咸豐十年夏天，又多次上奏朝廷說嘉興指日可克，可是事后都不能實踐諾言。我當(dāng)初督帥江南江北的時候，曾上奏朝廷說，由寧國進兵，可以到達江蘇境內(nèi)，但后來寧國失守，至今我不能履行諾言，我一直深深地以此為恥辱。至于最近內(nèi)臣上奏朝廷而又承蒙圣恩抄錄以后傳達到我這里的那些奏章中，有的說援助浙江的軍隊可以從嘉興直搗蘇州；有的說揚州的軍隊，可以從常熟進攻蘇州，都是沒有考慮到兵源和糧餉都很窮乏的情況，而擬出的萬萬不可以成功的計策。我不愿意把預(yù)計中的設(shè)想上奏朝廷，不僅僅是顧慮到徒放大言難以兌現(xiàn)，也是擔(dān)心憂亂朝廷正常的規(guī)劃部署。由于這三個原因，我每次都必存謹(jǐn)慎嚴(yán)肅的想法，不料卻反而得到了遲延的罪名。在此以前文宗皇帝統(tǒng)御天下，對于封疆將帥各分其責(zé)，使之各任其職，我尚且能夠以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跟隨在諸位將帥后面，遵循著我這種愚陋笨拙的規(guī)則?，F(xiàn)在正是圣上剛剛登基之時，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臣蒙受到非同尋常的恩遇，所倚侍寄托的責(zé)任越來越重，圣上對我的延訪也越來越經(jīng)?！，F(xiàn)在接到圣上諄諄告誡的諭旨，我自然應(yīng)當(dāng)改變以前的作法，今后隨時將奏章飛馳入告朝廷，從此以后決定每隔十日便向朝廷呈上一個奏章，如果有緊急情況就加班具奏。

可見，當(dāng)時曾國藩主張的不必事事、時時向朝廷匯報，少上空言，多做實事的做法是十分正確的。尤其是軍事行動時，瞬息萬變，早晨報告的事情晚上可能發(fā)生了變化。至于因為朝廷對他的倚重而改變做法，打算以后多上奏章也是不無道理的。

清廷收到曾國藩的奏章后，認(rèn)為所言在理，不僅免去了責(zé)備之詞，而且還令曾國藩按照自己的想法奏報，不必拘泥十日一奏的設(shè)想，一切要從效率出發(fā)。曾國藩有了“圣旨”，自然做起事來心中就更有數(sh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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