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冰芬近日提出，用新“三從四德”取代在中國綿延了幾千年的舊“三從四德”。新三從是指從世界、從愛、從己；新的四德是指，文德武德、言嫻淑德、品學兼德、修身立德。

　　不論用詞、含義，這三從、四德可夠亂的，黃女士首先該補習一下中文。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提議，竟引起很多人關(guān)注，這僅僅是因為，它在表達反傳統(tǒng)的情緒。而百年來的知識分子都在說，壓制乃至壓迫婦女是傳統(tǒng)的大罪之一，“三從四德”就是明明白白的罪狀。然而，果真如此嗎？

　　單談“三從”?！叭龔摹背霈F(xiàn)于多部古典文獻，如《春秋谷梁傳》隱公二年：“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薄栋谆⑼x·嫁娶篇》說：“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歿從子也?！秱鳌吩唬簨D人有三從之義也。”看到這樣的話，現(xiàn)代知識分子立刻跳起來：你看看，這不是歧視婦女、制造男女不平等嗎？

　　望文生義?；氐焦诺渖鐣拿}絡中就會發(fā)現(xiàn)，平民根本沒有資格講“三從”，“三從”乃是一項關(guān)乎政治運作的憲法原則。

　　一個共同體，不論大小，總需要一個人擔任領導，古人稱之為君。不管君是怎么產(chǎn)生的，也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國王、皇帝、總統(tǒng)、主席，名不同而實同。君者，群也，君承擔公共管理之責。他之下的所有人都期望他“公正無私”。這個成語很重要：公才能正，而無私就是公。私既可以指私人情感，也可以指私人利益。唯有做到無私，君才能正義地對待共同體全體成員。

　　但君畢竟是人，因而必有私人關(guān)系，也即親屬：他上有父親、母親，與他平等的是妻子，下有兒子、女兒。本乎人之本能，君一定會愛自己的親屬勝于親屬之外的人。這是正常情感。對平民來說，這樣的愛很可貴。但對君來說，性質(zhì)卻不同。

　　君若不控制這私人情感，私人之愛進入政治過程，他一定會有所偏私：他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則相對而言，他對其他人就會疏遠、不公，其施政行為就會不正，也就沒有優(yōu)良治理可言。

　　欲達成優(yōu)良治理，必須在社會治理領域中排除私人情感。“宗法”和“三從”都是古人為解決這個問題而提出的原則，宗法主要規(guī)范同宗男性，這個以后再說，“三從”則專門規(guī)范君與女性親屬在政治領域中的關(guān)系。

　　“三從”所從之對象皆為男性，但不是一般男性，而是君。

　　“三從”的含義是說，君的女兒未出嫁之前，當順從父親，不可利用父女之情影響父親；君娶夫人，夫人當順從作為君的丈夫，不得利用情感影響夫君，干預政事；夫人的丈夫去世，兒子繼位，夫人成為太后，此時不可利用母子情感，影響作為君的兒子。

　　“三從”宗旨何在？“三從”旨在排除私人情感對君之干擾，確保君權(quán)之公共性。

　　君固然是某個女子的父親、丈夫或者兒子，但他是君，君掌握著權(quán)力、權(quán)威，君之公正無私對于共同體治理之良窳，具有重大影響，那么，君就是他的第一身份。他必須全身心服務于他的臣、民，也即公眾。

　　為此，他必須抑制自己的私人情感。當然，與君具有親屬關(guān)系的女性也應當抑制自己的情感，不用情感影響君，干預君的政事，牟取不當利益。

　　“三從”之從字旨在向女子指明：那個與她們有親屬關(guān)系的男子首先是她的君，其次才是她的父親、丈夫或母親。反過來說，她是他的臣。為了公共秩序，自家以外的人是君的臣民，君的女兒、妻子、母親也同樣是他的臣。她必須遵從君的命令，如一般臣民，而不得因為私人情感輕慢于他。這將損害君的權(quán)威，也將損害君的公共性。

　　基于這樣的原則，政治上的平等建立起來：親屬沒有特殊性，陌生人與親屬在君的面前處于平等地位。君公正而平等地對待一切人，這是優(yōu)良治理的基礎性條件。“三從”讓政治擺脫了情感的騷擾，而趨向理性，通往公正。

　　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不幸的是，人經(jīng)常無法擺脫情感的影響：君可能比較軟弱或者不理智，而君的女性親屬也被本能或利益所驅(qū)動，而濫用自己的情感影響君。

　　比如，歷史上的外戚之禍，皆因為女子違反“三從”所致。楊貴妃、唐玄宗兩人相愛，這當然沒錯。但這種愛被延伸到政治領域，在楊貴妃眼里，唐玄宗作為皇帝的公共性身份被輕忽。她不從于夫，反而支配夫，讓夫利用公共權(quán)力滿足自己的私欲：任用自己的家人為大臣。結(jié)果便是公共秩序紊亂，兩人雙雙遭禍。

　　現(xiàn)實社會中諸多貪官之走入陷阱，也正因為與他相關(guān)的女性之“三不從”：他的妻子不從，他的二奶不從，他的兒女不從，也即，認識不到他的權(quán)位、身份的公共性，把私人情感帶入政治領域中，以情感誘惑他濫用權(quán)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如此官員必然對民眾不公。

　　由此可以看出，“三從”實為政治理性化的一次覺醒，體現(xiàn)了圣賢在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之間劃出界限的努力，以確保權(quán)力之公共性。這是一個永恒的政治原則，任何時代都不可能例外。

　　至于平民，乃至于在私人生活場域中的君，古人向來強調(diào)愛：父親慈愛女兒，夫婦分工而合作，兒子孝順母親，這里根本沒有什么“三從”。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運作的原則，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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